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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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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关于台北市历史古迹，请见「自由之家 (台北市)」。关于其他含义，请见「自由之家 (消歧义)」。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成立時間1941年10月31日，​85年前​（1941-10-31）
創始人溫德爾·威爾基、埃莉诺·罗斯福、多萝西·汤普森、雷克斯·斯托特
類型研究机构 / 智库
法律地位非营利机构
總部美國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西北M街（英语：M Street (Washington, D.C.)）1850号
坐標38°54′19″N 77°02′42″W / 38.9053674°N 77.0450779°W / 38.9053674; -77.0450779
官方語言
英语
主席
简·哈曼（英语：Jane Harman）[1]
总裁
迈克尔·J·阿布拉莫维兹[1]
收入（2021年）
64,626,506美元[2]
支出（2021年）63,440,269美元[2]
捐款103,618,472 美元 (2023年) 编辑维基数据
員工数大约150人[1]
網站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英語：Freedom House）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进行维护民主、保护人权、推廣政治自由、保护言论自由等多方面的研究和倡议。[3]自由之家宗旨是“为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发出明确声音與譴責独裁专制的国家”。[4][5][6][7]

自由之家自1973年开始所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报告》评估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程度，经常大量地被新闻媒体、记者、政治学家及政策制定者所引用與参考；《華盛頓郵報》報道，自由之家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常常在各种外交政策討論中被引用[8]。而自由之家的《新闻自由度报告（英语：Freedom of the Press (report)）》和《网络自由度报告》，则记录了对记者的审查、恐吓和暴力行为，以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保障状况。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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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成立于1941年10月31日。[9]: 293  其创始人包括埃莉诺·罗斯福、温德尔·威尔基、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市长、伊丽莎白·卡特·莫罗（英语：Elizabeth Cutter Morrow）、多萝西·汤普森（英语：Dorothy Thompson）、[10]乔治·菲尔德（George Field）、赫伯特·阿加尔（英语：Herbert Agar）、赫伯特·斯沃普、拉尔夫·本奇、乔治·巴里·福特（英语：George Barry Ford）神父、罗斯科·德拉蒙德（英语：Roscoe Drummond）和雷克斯·斯托特。直至1967年宣布退休之前，乔治·菲尔德一直担任自由之家的执行董事。[11][12]

根据自由之家网站的描述，“自由之家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致力于支持和捍卫世界各地民主的组织。它于1941年在纽约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3]事实上，当时美国已经有好几个团体在积极支持美国参战；而等到1941年初秋，这些组织的活动开始重叠，因此争取自由委员会（Fight for Freedom Committee）开始寻求大规模合并的可能。乔治·菲尔德随后构想了让所有团体在一个屋檐下——自由之家——却保持各自独立身份的想法，以促进自由原则的具体应用。[9]: 292 

自由之家在纽约市的一栋建筑内得以实体的形式出现，这也代表了该组织的最初目标。1942年1月22日，位于东51街32号的一处改建住宅作为中心开放，“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聚会、策划他们的项目并互相鼓励”。[9]: 293  作为送给盟军的礼物，这座拥有19个房间的建筑还配备了一套广播设施。[10]1944年1月，自由之家搬迁至西54街5号（英语：5 West 54th Street）；这里原本是罗伯特·雷曼（英语：Robert Lehman）的旧居，后被他借给自由之家。[14][15]

自由之家赞助了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广播节目，例如《自由之声（The Voice of Freedom）》[16][17]和《我们的秘密武器（英语：Our Secret Weapon）》等。后者是一档CBS电台系列节目，其内容旨在对抗轴心国短波广播的政治宣传。时任作家战争委员会主席兼自由之家代表的雷克斯·斯托特会在该节目上反驳每周最有趣的谎言；而该节目由CBS新闻创始人保罗·怀特（英语：Paul White (journalist)）担任制作人。[9]: 305 [18]: 529 

到1944年11月的时候，自由之家计划募集资金购买下一栋建筑物，以当时刚刚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名字命名。[19][20]1945年，自由之家买下了一栋位于西40街20号的雅致建筑作为该组织的总部所在地；该栋大楼被命名为威尔基纪念大楼。[21][22][2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正如其网站所述，“自由之家开始与20世纪的另一个极权主义威胁——共产主义作斗争……该组织的领导层坚信民主的传播将是对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佳武器。”[13]自由之家支持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3]同时它也支持约翰逊政府（英语：Presidency of Lyndon B. Johnson）的越南战争政策。[24]

自由之家强烈批评麦卡锡主义。[13][25]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自由之家支持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其领导层包括几位知名的民权活动家；但同时它也批评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们的反战（英语：Opposition to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倡议。[26]它支持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的苏联不同政见者，同时它也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27]自由之家协助后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独立媒体、非政府智库及选举政治核心机构。[13]

自由之家自诩为“为全球民主和自由发出明确声音”，它声称自己：

1967年，自由之家吸收了几年前由爱德华·默罗所创建的美国图书（Books USA），[29]并将其作为与和平队和美国新闻署的合资企业。[30]

自2001年以来，自由之家一直支持参与挑战塞尔维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地方现有政权的公民。该组织指出，“从南非到约旦，从吉尔吉斯斯坦到印度尼西亚，自由之家与区域活动家们合作以支持公民社会；并致力于支持妇女权利、为酷刑受害者伸张正义、为记者和言论自由倡导者辩护，及协助那些在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中努力促进人权的人们。”[13]然而，对于拉丁美洲国家，其替代分类产生的结果与自由之家的其他结果截然不同。[31]

2001年，自由之家的收入还只有1,100万美元，但在2006年激增至超2,600万美元。[32]增长资金的大部分来源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所提供资金的增加，这部分资金从1,200万美元增加至2,000万美元。[32]美国联邦政府资金在2007年降至1,000万美元，但仍占自由之家总收入的80%左右。[32]截至2010年，美国政府的拨款占据了自由之家的大部分；[32]不过这些拨款并非由政府指定用途，而是通过竞争程序进行分配。

2019年1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佈，因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包括“自由之家”在內的5個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33]

2020年8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宣佈，針對美國實施對中國及香港11名官員的制裁，中國宣佈反制裁美國11名人士，其中1人為“自由之家”總裁邁克爾·J·阿布拉莫維茨。 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冻结部分对外援助，其中自由之家的有关计划被迫暂停[34]。

机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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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总部所在大楼
（美国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

自由之家是个非营利机构，在全球拥有大约150名员工。[1]其总部位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但它在乌克兰、匈牙利、塞尔维亚、约旦、墨西哥及中亚地区等十几个国家设有驻地办事处。

根据自由之家的说明，其“董事会由杰出的商界和劳工领袖、前外交官、高级政府官员、学者和记者组成”；[1]并且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是美国公民。现任董事会成员包括高丽·亚美莉（英语：Goli Ameri）（前外交官）、陈富洋（英语：Sewell Chan）（记者）、迈克尔·切尔托夫（前国土安全部长）、玛西娅·法尔科（英语：Mathea Falco）（药物滥用预防与治疗专家）、弗朗西斯·福山（经济学家）、妮娜·雅格布森（英语：Nina Jacobson）（影视公司高管）等。[1]而曾担任过该组织的董事还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珍妮·柯克帕特里克、P·J·欧鲁克、塞缪尔·P·亨廷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史提夫·福布斯等人。

机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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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由之家2016年财务报表显示，美国政府拨款约占自由之家总收入的86%。[7]下表显示了2016年度资助了自由之家的组织和实体。[7]

资助组织或实体 资助金额
（单位：美元） 		资助占比
美国政府 24,813,164 85.5%
国际公共机构 2,266,949 7.8%
公司或基金会 1,113,262 3.8%
个人捐助 1,113,262 2.8%

而在其后披露的2017年度财务报表中，该组织从美国政府获得了29,502,776美元，占当年总收入的90%。[35]2018年，美国政府向自由之家提供了35,206,355美元，占其年收入的88%。[36]

主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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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自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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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全球自由度报告
依据自由之家《2021年全球自由报告》制作的2020年度全球各国的自由状况分类图。[37]
  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自1972年以来，自由之家每年都会发布《全球自由度报告》的调查研究，内容涉及全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程度。通过该报告，它评估当前状况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分数，从1分（最自由）到7分（最不自由）。[38]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平均值在1.0到2.5之间的国家被认为是“自由”；值在3.0到5.5之间的国家被认为是“部分自由”；值在5.5到7.0之间的国家被认为是“不自由”。这些报告经常被新聞媒體、記者和政治学家在做研究时引用，而该份报告中涉及的排名与政治学家们所使用的其他几份民主评级数据高度重合。[38]

新闻自由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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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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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网络自由度报告

其他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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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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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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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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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代至1990年，雷蒙德·加斯蒂尔（英语：Raymond Gastil）（Raymond Gastil）几乎独自完成了自由之家的报告编写工作，尽管有时会得到妻子的协助。加斯蒂尔本人在1990年将其描述为“一套宽松、直觉性的自由或民主程度评级体系，其定义依据是西方民主国家传统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对于针对其报告的批评，他表示：“总体而言，这类批评通常基于对自由之家的看法，而非对调查评级的详细审查。”[39][40]

肯尼思·A·博伦（Kenneth A. Bollen）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考察了加斯蒂尔等人编制《全球自由度报告》所采用的方法。他发现其中存在某些偏差，但同时指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批评能够证明所有评级中都存在系统性偏见。大部分证据只是涉及相对少数案例的个案性证据。加斯蒂尔的评级究竟存在系统性偏向，还是仅存在偶发性偏向，仍是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41]博伦与帕梅拉·帕克斯顿（Pamela Paxton）在2000年发表的另一篇研究报告中，对1972年至1988年这一特定时期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存在“明确的证据表明，评级者个体所造成的测量误差与被评估国家的特征有关”。他们估计，加斯蒂尔的方法对共产主义国家存在0.38个标准差（s.d.）的负向偏差，而对基督教国家则存在幅度更大的正向偏差，达到0.5个标准差。[42]

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 Herman）批评自由之家过度批评与美国利益相对立的国家，却对支持美国利益的政权给予不恰当的宽容。[43]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之家将1979年罗得西亚大选描述为“公平的”，却将1980年南罗得西亚大选描述为“有疑问的”，[43]并认为1982年萨尔瓦多总统选举“值得赞赏”。[43]

2001年，梅因沃林（Mainwaring）、布林克斯（Brinks）和佩雷斯-利尼安（Pérez-Liñán）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自由度报告》的自由指数与另外三项民主指数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均不低于0.80。梅因沃林等人指出，自由之家的指数存在“两种系统性偏见：对左翼政权的评分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而评分的变化有时是由评判标准的改变所驱动，而非实际状况的变化”。尽管如此，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逐年评估时，自由之家的指数与亚当·普热沃斯基（英语：Adam Przeworski）（Adam Przeworski）的指数以及研究作者自行编制的指数之间仍呈现高度正相关。[44]不过，普热沃斯基在2003年指出，加斯蒂尔（1982年）和自由之家（1990年）对自由的定义强调的是自由权利本身，而非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他举例说明：在美国，公民享有组建政党和投票的自由，但即使在总统选举中，也只有大约一半的美国公民参加投票；而在美国，“始终是同样的两个政党，在商业赞助下异口同声”。[45]

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尼尔斯·D·施泰纳（Nils D. Steiner）在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发现，1988年以前自由之家的评级“存在严重偏见的有力且一致的证据”，这种偏见体现在美国与被评估国家之间的关系对评级所产生的影响。施泰纳指出，1989年以后的研究结果虽然不再如此显著，但仍显示出可能存在政治偏见的迹象。[46]2017年，萨拉·桑·布什（Sarah Sunn Bush）指出，许多批评者认为1990年以前的原始评估方法存在不足。自由之家在1990年聘请专门团队后，情况有所改善，但她表示，部分批评仍然存在。至于为何自由之家的指数在美国最常被引用，她指出，其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外交政策高度一致。与其他报告相比，美国的盟国往往获得更高的评分。然而，由于该报告对美国立法者和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响，寻求美国援助或支持的弱势国家不得不对报告作出回应，从而使自由之家在这些国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47]

根据学者扬·埃尔克（Jan Erk）和沃特·费嫩达尔（Wouter Veenendaal）的研究，自由之家的排名“过分强调民主较为形式化的层面，却未能反映非正式但实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影响力运作渠道……而这些关系与渠道经常导致实际政治运作偏离民主”。[48]因此，一些国家可能“在形式上看似实行自由民主制，但实际运作却可能相当不自由”。[48][49]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家丹尼尔·特雷斯曼（英语：Daniel Treisman）（Daniel Treisman）批评了自由之家对俄罗斯的评估。特雷斯曼指出，自由之家将俄罗斯的政治权利评级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列为同一等级，尽管后者是一个由实行绝对君主制的酋长国组成、政治体制中不包含任何民主成分的联邦国家。自由之家还将俄罗斯的公民自由评级与也门列为同一等级，而在也门，批评总统属于违法行为。特雷斯曼将自由之家的评级与学术界使用的Polity IV评分体系进行比较，发现俄罗斯在后者中的得分明显更高。2018年，Polity IV体系给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8分、俄罗斯+4分、美国+8分。[50]

学者唐文方指出，自由之家的报告采用了由西方精英制定的评判标准。[51]: 77 他的一项研究将自由之家的评级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衡量受访者对本国自由程度感受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自由之家对自由程度的衡量结果与受访者主观感受到的自由程度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51]: 78–79 唐文方认为，自由之家的排名夸大了自由主义国家与非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他举例指出，自由之家给予中国的评分接近零，但中国受访者报告的自由感却高于台湾、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受访者。[51]: 79–80 唐文方还指出，自由之家给予中国的人权评级接近零，与第七波（2017年至202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存在矛盾；后者显示，72%的中国受访者对本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满意。[51]: 82–84 

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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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金融时报》报道称，自由之家曾获得美国国务院的资金，用于在伊朗开展“秘密活动”。据《金融时报》报道：“一些学者、活动人士以及参与美国日益壮大的自由与民主推广事业的人士担忧，这类半秘密活动可能损害其他组织公开、透明的工作，并在伊朗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52]

2004年12月7日，前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自由意志党政治人物罗恩·保罗批评自由之家，指控该组织负责管理一项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项目，而“其中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协助某一特定候选人”。保罗表示：“我们迄今已知的一部分事实是，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向由美国自由之家负责管理的波兰—美国—乌克兰合作倡议（Poland-America-Ukraine Cooperation Initiative，PAUCI）拨款数百万美元。随后，PAUCI将美国政府的资金转交给乌克兰众多非政府组织。这本身已经够糟糕了，也足以构成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但更糟糕的是，乌克兰许多接受这些拨款的组织都公开支持总统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53]

古巴、苏丹和中国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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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听取了支持与反对自由之家的意见。古巴代表表示，该组织是与中央情报局（CIA）有关联的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并“提交了该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针对古巴政府开展出于政治动机的干预活动的证据”。古巴代表还指称，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缺乏对美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古巴方面表示，其他组织的报告，例如人权观察的报告，已经充分记录了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和苏丹等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则质疑：“为什么这个捍卫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反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 [54]

美国代表表示，所谓自由之家与中央情报局存在联系的指控“完全不属实”。该代表承认这一非政府组织接受美国政府资助，但表示有关信息已在其报告中公开披露。他指出，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而该机构并非中央情报局的分支机构。美国代表还表示，美国法律禁止政府参与那些试图改变公共政策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例如自由之家的活动。他表示，美国也并未免于受到自由之家的批评，而这些批评都有充分的文献记录。美国代表进一步指出，自由之家是一个致力于代表无法发声者的人权组织。他表示，自己将继续支持那些批评美国政府及其他国家政府的非政府组织。[54]

2019年12月，中国政府对自由之家及另外四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倡议组织实施了制裁。2020年8月，时任自由之家总裁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tz）、上述另外四家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六名美国共和党议员也受到中国政府制裁。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些人士“公然插手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五家组织的负责人认为，中国的制裁是对美国此前制裁11名香港官员的报复性回应。而美国此前的制裁则是对2020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的回应。[55]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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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由之家评为“不自由”的俄罗斯指责该组织存在偏见，并指控其服务于美国利益。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谢尔盖·马尔科夫（Sergei Markov）称自由之家是一个“仇俄”组织。他评论道：“除了涉及俄罗斯时，你可以听取他们说的任何话……那里有很多仇俄人士。”[56]自由之家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则表示，自由之家的评估依据是该组织网站上所解释的客观标准，并否认该组织存在亲美议程。他指出：“如果你仔细观察我们评估的193个国家，就会发现我们也批评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战略盟友的国家。”[56]

2024年5月，俄罗斯当局宣布将自由之家列为“不受欢迎组织”。[57]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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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2004年担任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的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写道，自由之家的执行董事曾在2003年告诉他，该组织决定减少揭露乌兹别克斯坦侵犯人权行为的工作力度，因为部分共和党籍董事会成员（根据默里的转述）“表示担忧，认为自由之家未能顾及从最广泛意义上促进自由的需要，也就是要全力支持美国及其联军的行动”。默里报告称，当时乌兹别克斯坦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将囚犯“浸入沸腾的液体”中杀害，以及给囚犯戴上防毒面具并堵塞过滤装置。[58]2003年担任自由之家执行董事的詹妮弗·温莎（Jennifer Windsor）回应称，默里“对我们谈话的描述，不仅莫名其妙地歪曲了那次会面中的言论，也歪曲了自由之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作记录……自由之家一直持续且严厉地批评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状况，这一点在我们的新闻稿以及对该国的年度评估中都有清楚体现”。 [59]

美国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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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代，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及保守主义机构指责自由之家发生了反保守主义的转向。该组织被批评对保守派政府及其推行的政策存在偏见，也被指控在评级体系中偏向进步主义和左翼思想。[60][61]自由之家还因被认为转向政治倡议活动导向的思维方式而受到批评。2018年，《国家评论》的一篇文章称，该组织“自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的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变成了另一个进步主义、反保守主义（而且严重依赖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62]另一篇文章批评自由之家将政策分歧描述为反民主行为，并采用作者认为具有党派立场而非客观的民主衡量标准。[63]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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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越南是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经常受到自由之家的批评和指控，而越南媒体也对该组织作出了强烈回应和批评。

自由之家在《网络自由度报告》（Freedom on the Net）中有关越南的部分受到越南国营媒体批评，因为自由之家在该报告中指称越南缺乏互联网自由。[64][65][66]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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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自由之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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