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馬勒
| 古斯塔夫·马勒 Gustav Mahler | |
|---|---|
| 出生 | 1860年7月7日 奧地利帝國波希米亚卡利施特 |
| 逝世 | 1911年5月18日(50歲) 奥匈帝国維也納 |
| 作品 | 作品列表 |
| 签名 | |
古斯塔夫·马勒(德語:Gustav Mahler,發音:[ˈɡʊstaf ˈmaːlɐ] ⓘ;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奥地利–波希米亚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作为作曲家,他在19世纪传统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马勒生前作为指挥家的地位无可争议,但他自己的音乐经历了若干相对受冷落的时期,包括纳粹时期其作品在欧洲许多地方遭到禁演。1945年后,新一代听众重新发现了他的作品;马勒继而成为上演和录制最为频繁的作曲家之一,并一直保持这一地位进入21世纪。
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一个祖上贫寒的犹太家庭,以德语为母语。他自幼便展现音乐才华。1878年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在欧洲多家歌剧院先后担任指挥职务,地位逐步攀升,最终于1897年获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在维也纳任职十年间,为获得这一职位而改宗天主教的马勒常受到反犹媒体的反对和敌视。尽管如此,他富于创新的制作和对最高演出标准的坚持仍为他确立了最伟大歌剧指挥家之一的声誉;他尤其善于诠释瓦格纳、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舞台作品。晚年,他曾短暂执掌纽约大都會歌劇院和纽约爱乐。
马勒的作品总量相对有限;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靠指挥谋生,作曲不得不作为业余活动。除去在维也纳求学期间创作的钢琴四重奏乐章等早期作品,马勒的作品通常需要规模庞大的管弦乐团、交响合唱团和歌剧唱法独唱。这些作品首演时常引发争议,其中数部很久才获得评论界和公众认可;例外包括《第二交响曲》及1910年大获成功的《第八交响曲》首演。马勒在音乐上的直接后继者包括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其核心为阿诺德·勋伯格、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20世纪后期仰慕马勒并受其影响的作曲家包括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本杰明·布里顿。国际古斯塔夫·马勒协会成立于1955年,旨在纪念作曲家的生平与成就。
早年
[编辑]家庭背景
[编辑]
马勒家族来自波希米亚东部,今捷克境内,家境贫寒,马勒的祖母曾沿街叫卖。[1]当时波希米亚属奧地利帝國;马勒一家不仅属于波希米亚人中说德语的少数群体,还是犹太人。这样的背景使马勒很早就产生终生不散的流亡感:“永远是闯入者,从不受欢迎。”[2]马勒的父亲伯恩哈德先做马车夫,后经营旅店,从小贩之子跻身小資產階級。[3]伯恩哈德在卡利施特村(Kalischt)买下一所简朴的房子,1857年迎娶当地肥皂制造商19岁的女儿玛丽·赫尔曼。翌年,玛丽生下夫妇14个孩子中的第一个:儿子伊西多尔,但他在婴儿期夭折。两年后,次子古斯塔夫于1860年7月7日出生。[4]
童年
[编辑]1860年12月,伯恩哈德·马勒携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迁往伊格劳(Iglau)[4],在那里成功经营起酿酒厂和酒馆。[5]家庭迅速壮大,但在该城出生的12个孩子中,只有六个活过婴儿期。[4]当时伊赫拉瓦是繁荣的商业城市,人口两万;古斯塔夫从街头流行歌曲、舞曲、民间旋律、当地军乐队的号声和进行曲中接触音乐。[6]所有这些元素后来都融入他成熟时期的音乐语汇。[3]
四岁时,古斯塔夫发现祖父母的钢琴,立刻爱上了它。[7]他的演奏技艺逐渐进步,被当地视为神童,十岁时在市立剧院首次公开演出。[3][5]古斯塔夫热爱音乐创作与演奏,不过伊赫拉瓦文理中学的成绩报告称他心不在焉,课业表现不可靠。[7]1871年,父亲希望改善儿子的成绩,把他送往布拉格新城文理中学;古斯塔夫在那里很不快乐,很快便返回伊赫拉瓦。[5]1875年4月13日,他遭遇沉痛挫折:弟弟恩斯特(生于1862年3月18日)长期患病后去世。马勒力图用音乐表达感受;在朋友约瑟夫·施泰纳帮助下,他开始创作歌剧《施瓦本的恩斯特公爵》(Herzog Ernst von Schwaben),纪念亡弟。该作的音乐和剧本均未留存。[7]
求学时期
[编辑]伯恩哈德·马勒支持儿子从事音乐事业的志向,同意让他报考维也纳音乐学院。[8]知名钢琴家尤利乌斯·爱泼斯坦为年轻的马勒主持考核,学院录取他入讀1875—1876学年。[5]马勒随爱泼斯坦学习钢琴,进展良好,头两个学年结束时均获奖。最后一个学年(1877—78年),他在罗伯特·富克斯和弗朗茨·克伦门下专攻作曲与和声。[9][10]马勒学生时代的作品大多并未留存;他一旦对作品感到不满意便将其丢弃。他曾为期末比赛谱写一个交响乐章,但专断的院长约瑟夫·黑尔梅斯伯格以誊写有误为由轻蔑地否决该作,马勒随后将其销毁。[11]马勒可能在音乐学院学生乐团的排练和演出中获得最初的指挥经验,不过他在团内似乎主要担任打击乐手。[12]

歌曲作曲家胡戈·沃尔夫是马勒在音乐学院的同学,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沃尔夫无法服从学院的严格纪律,遭开除。马勒有时也很叛逆,但写了一封悔过信给黑尔梅斯伯格,才避免同样命运。[11]他偶尔听安东·布鲁克纳讲课,虽从未正式拜他为师,却深受他影响。[13]1877年12月16日,他出席了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灾难性的首演:作曲家受到台下叫骂,大部分观众中途离席。马勒与其他支持布鲁克纳的学生后来把这部交响曲改编为钢琴版,呈献给布鲁克纳。[12]与同代许多音乐学生一样,马勒也为理查德·瓦格纳所倾倒,不过他的主要兴趣在音乐的声音而非舞台设计。尚不清楚学生时期的他是否看过任何一部瓦格纳歌剧。[14]
1878年,马勒获得文凭、离开音乐学院,但没有得到颁给成绩优异者的银质奖章。[15]在父亲坚持下,他参加并勉强通过了成熟考,即文理中学要求极高的毕业考试,是升入大学的先决条件。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就读,所修课程反映了他对文学与哲学日渐浓厚的兴趣。[5]1879年离开大学后,马勒靠教授钢琴挣取收入,同时继续作曲,于1880年完成戏剧康塔塔《悲叹之歌》。这是他第一部大规模作品,显露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影响,却也包含许多音乐学家德里克·库克所谓“纯粹马勒”的音乐元素。[16]该作直到1901年才首演,且经过修订和缩短。[17]
马勒对德国哲学产生兴趣,朋友齐格弗里德·利皮纳向他介绍叔本华、尼采、费希纳、洛策的著作。学生时代结束很久以后,这些思想家仍继续影响马勒及其音乐。马勒传记作者乔纳森·卡尔说,作曲家的头脑“不仅充满波希米亚乐队、号声和进行曲、布鲁克纳众赞歌、舒伯特奏鸣曲的声音,还因他主要与利皮纳反复辩论的哲学和形上學问题而激荡不已”。[18]
早期指挥生涯(1880年—1888年)
[编辑]最初的职位
[编辑]1880年6月至8月,马勒在林茨以南的温泉小镇巴特哈尔一家小型木制剧院获得第一份专业指挥工作。[15]剧目全是轻歌剧;用卡尔的话说,这是一份“糟糕透顶的小差事”,马勒只因尤利乌斯·爱泼斯坦告诉他很快便会步步高升才接受。[18]1881年,他受聘在莱巴赫(今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州立剧院工作六个月(9月至翌年4月)。这家小型却精干的剧团愿意尝试更宏大的作品,马勒在这里首次指挥完整歌剧:威尔第《游吟诗人》,后来总共在莱巴赫演出了十部歌剧及若干轻歌剧。[19]结束任期后,马勒返回维也纳,在卡尔剧院兼职合唱指挥。[20]
自1883年1月初起,马勒在摩拉維亞奥尔米茨(今奧洛穆茨)皇家市立剧院担任指挥。[19]他后来写道:“从跨过奥尔米茨剧院门槛的那一刻起,我便感觉神怒即将降临。”[21]尽管与乐团关系不佳,马勒仍在任职期间为剧院添加了九部剧目,包括比才《卡门》,并赢得了起初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媒体的认可。[21]经过黑森州卡塞尔皇家剧院一周试用,马勒于1883年8月起担任剧院的“音乐与合唱总监”[20];头衔虽如此,他仍只是乐长威廉·特赖贝尔的下属。两人互相鄙夷,特赖贝尔更是一心要让马勒日子难过。[22]尽管气氛如此恶劣,马勒仍在卡塞尔取得过一些成功。他指挥了自己最喜爱的歌剧: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自由射手》[23],以及另外25部歌剧。1884年6月23日,他指挥自己为约瑟夫·维克托·冯·舍费尔戏剧《塞京根的号手》(Der Trompeter von Säckingen)创作的配乐,这是马勒作品首次由专业人员公开演出。[註 1][23]他热烈爱上女高音约翰娜·里希特但无果;这促使马勒写下一组情诗,后来成为声乐套曲《青年流浪之歌》的歌词。[22]
1884年1月,杰出指挥家汉斯·冯·彪罗携迈宁根宫廷乐团来到卡塞尔,举行两场音乐会。马勒希望摆脱剧院工作,谋求担任彪罗的常任助理,未能如愿。然而翌年,他寻找新工作的努力为他赢得与声望卓著的萊比錫歌劇院的六年合约,定于1886年8月上任。马勒不愿在卡塞尔再待一年,于1885年6月22日辞职;恰逢布拉格皇家新德意志剧院(Neues Deutsches Theater)新任院长、著名的安杰洛·诺伊曼提供候补指挥职位,他申请后幸而获得录用。[24]
布拉格与莱比锡
[编辑]
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复兴运动提升了新建的捷克国家剧院的声望和重要性,新德意志剧院每况愈下。马勒的任务是以高水准演出德语歌剧,协助遏止这种衰退。[25]他很快便凭演出莫扎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取得成功;二人的作品在马勒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也与他有着尤为密切的联系。[23]然而,他越发富于个人色彩、独断专行的指挥方式引发摩擦,最终同经验更丰富的指挥同事路德维希·斯兰斯基关系破裂。[25]在布拉格的12个月间,他共指挥14部歌剧68场演出(其中12部他之前未指挥过),并首次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886年7月乐季结束时,马勒离开布拉格,赴莱比锡新市立剧院(Neues Stadttheater)履职;他与资深同事尼基施·阿图尔几乎立刻开始竞争。冲突主要围绕两人应如何分担剧院新版瓦格纳《指环》系列的指挥任务。1887年2月至4月,尼基什患病,马勒因而接掌整套系列(《诸神的黄昏》除外),取得巨大公众成功。不过,这并未令他得到乐团的欢迎;乐手们不满他专横的作风和繁重的排练安排。[25][26]
在莱比锡,马勒结识作曲家韦伯之孙卡尔·冯·韦伯上尉,并同意把韦伯未完成的歌剧《三个平托》整理成可供演出的版本。马勒誊清现存音乐草稿并加以配器,采用韦伯其他作品的片段,还加入一些自己的创作。[27]1888年1月20日,该剧在市立剧院首演,德国多家歌剧院的负责人出席此盛况。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于1月29日观看了第三场演出。[25]作品广受好评;这次成功大幅提高了马勒的公众知名度,也给他带来财务收益。[27]马勒同韦伯一家的关系因一段传言的恋情变得复杂:他可能爱上了卡尔·冯·韦伯之妻玛丽昂·玛蒂尔德(1857—1931);据英国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等人转述的传闻,这份感情在双方心中都很热烈,却最终无果。1888年2月至3月,马勒构思并完成《第一交响曲》,当时全曲有五个乐章。大约同一时期,他发现德国民间诗集《少年魔法號角》;此后12年间,该诗集支配了他很大一部分创作。[25][註 2][28]
1888年5月17日,马勒因与市立剧院舞台总监阿尔贝特·戈尔德贝格发生争执,突然辞去莱比锡职位。[29]不过,安杰洛·诺伊曼已秘密邀请马勒回去指挥“他的”《三个平托》的布拉格首演,他接受邀请,随后又制作彼得·科内利乌斯的《巴格达的理发师》。这段短暂任期(7月至9月)结局不快:马勒在一次排练中大发雷霆,随后遭到解雇。然而,在维也纳旧友吉多·阿德勒和大提琴家大卫·波佩尔奔走下,马勒成为布达佩斯皇家匈牙利歌剧院院长的可能人选。他参加面试,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于1888年10月1日起获聘;他接受时多少有些勉强。[30]
作曲学徒期
[编辑]
早期指挥生涯中,马勒只在闲暇时间作曲。在莱巴赫和奥尔米茨两段任期之间,他为理查德·冯·福尔克曼和蒂尔索·德·莫利纳的诗谱曲,后来结集为《歌曲与歌谣》第一卷。[31]马勒在卡塞尔创作的第一部管弦乐声乐套曲《青年流浪之歌》以自己的诗为词,不过第一首《爱人结婚那一天》(Wenn mein Schatz Hochzeit macht)与《少年魔法号角》中的一首诗文字极为相近。[32]套曲第二、第四首的旋律后来用于1888年完成的《第一交响曲》,当时他与玛丽昂·冯·韦伯的感情正达到高潮,马勒强烈的感情反映在音乐之中。该作最初是一部附有说明性标题的五乐章交响诗,其中一个乐章《花之乐章》(Blumine)后来被删除,取材于早期作品《塞京根的号手》的一个段落。[25][27]完成交响曲后,马勒又创作一首20分钟的交响诗《死之祭》(Totenfeier),后来修改为《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33]
人们经常推测马勒早年曾有一些作品遗失或被毁。[34]荷兰指挥家威廉·门格尔贝格认为,《第一交响曲》作为第一部交响作品未免太成熟,必有前作。1938年,门格尔贝格披露了所谓“德累斯顿档案”的存在,即孀居的玛丽昂·冯·韦伯收藏的一系列手稿。[35]马勒史学家唐纳德·米切尔认为,德累斯顿很可能曾保存马勒早期交响作品的重要手稿[35],但若存在,也几乎肯定已在1945年德累斯顿轰炸中被毁。[27]
布达佩斯与汉堡(1888年—1897年)
[编辑]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
[编辑]
1888年10月抵达布达佩斯后,马勒遇到文化冲突:保守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支持马扎尔化政策,进步派希望维持并发展本国的奥地利—德意志文化传统。在歌剧院里,音乐总监尚多尔·埃克尔领导的保守派集团一直占主导地位,剧目仅限于历史和民俗歌剧。到马勒上任时,由于思想自由的费伦茨·冯·拜尼茨基出任舞台总监,进步派已占据上风。[36]马勒深知局势微妙,行事谨慎,直到1889年1月,他才首次登上指挥台,以匈牙利语演出瓦格纳《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起初广受公众赞誉。[37]然而,重新抬头的保守派主张采用更加传统的“匈牙利”剧目,阻挠上演《指环》系列余下各剧和其他德国歌剧,马勒早期的成功也随之消退。[37]为寻找可扩充剧目的非德国歌剧,马勒于1890年春访问意大利;他在那里发现的作品包括马斯卡尼新近引起轰动的《乡村骑士》(1890年12月26日在布达佩斯首演)。[36]
1889年2月18日,伯恩哈德·马勒去世;同年,马勒的妹妹莱奥波尔迪娜(9月27日)和母亲(10月11日)也相继离世。[36]从1889年10月起,马勒承担起照料四个弟妹(阿洛伊斯、奥托、朱斯蒂娜、埃玛)的责任。他们被安置在维也纳一套租来的公寓中。马勒本人健康状况很差,饱受痔疮、偏頭痛、反复发作的化脓性咽喉炎困扰。[38]家庭和健康接连受挫后不久,《第一交响曲》于1889年11月20日在布达佩斯首演,结果令人失望。评论家奥古斯特·贝尔一篇报纸长评显示,听众在前几个乐章后尚且热情,到终曲后却转为“听得见的反对声”。[39]与马勒同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求学的维克托·冯·赫茨费尔德给出负面评价,尤其令他痛苦;赫茨费尔德说,同此前许多指挥家一样,马勒也证明自己不是作曲家。[36][40]
1891年,匈牙利政治右转也反映在歌剧院的人事变化上:2月1日,保守派贵族盖佐·齐奇伯爵取代拜尼茨基担任总监,决意越过马勒直接掌权艺术。[36]不过,马勒预见到这一点;从1890年夏秋起,他便一直与汉堡市立剧院院长伯恩哈德·波利尼秘密谈判,最终于1891年1月15日秘密签约。马勒或多或少“迫使”歌剧院解雇自己,并于1891年3月14日如愿。离职时,他得到一大笔补偿金。[41]他在布达佩斯最后的成功之一,是演出莫扎特《唐·喬望尼》(1890年9月16日首演);勃拉姆斯观看了1890年12月16日的演出,并对他大加赞赏。[42]布达佩斯时期,马勒的作曲成果仅限于《少年魔法號角》歌曲中的数首(后来成为《歌曲与歌谣》第二、第三卷)及对《第一交响曲》的修改。[37]
汉堡市立剧院
[编辑]
马勒在汉堡担任首席指挥,从属于掌握整体艺术控制权的院长伯恩哈德·波尔(以波利尼之名为人所知)。波利尼愿意给予他可观的自由,只要他能同时带来商业和艺术上的成功,而他在首乐季就满足了这一目标:他首次指挥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其《汤豪瑟》和《齐格弗里德》的演出广获赞誉。[43]另一项成功,是在柴可夫斯基本人面前举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德国首演;柴可夫斯基称马勒的指挥“令人震惊”,后来又在信中断言,自己认为马勒“无疑是天才”。[44]马勒要求严苛的排练安排,不出意料地招致歌手和乐团的不满;音乐作家彼得·富兰克林说,这位指挥在他们心中“激起的憎恨与敬意几乎不相上下”。[43]不过,他得到了汉斯·冯·彪罗的支持;当时彪罗在汉堡主持该市的定期音乐会。彪罗在卡塞尔曾拒绝马勒的求职请求,此时却开始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指挥风格;1894年彪罗去世后,马勒接掌音乐会的指挥工作。[37]

1892年夏,马勒带领汉堡歌手赴伦敦,参加为期八周的德国歌剧演出季,这是他唯一一次到访英国。他指挥的《特里斯坦》令年轻作曲家雷夫·佛漢·威廉斯心醉神迷;后者“恍恍惚惚地蹒跚回家,连续两夜无法入睡”。[45]不过,马勒急于把夏季留给作曲,因而拒绝了后来更多同类邀请。[37]1893年,他在上奥地利阿特湖畔的施泰因巴赫购置一处幽居,从此建立起维持终生的生活模式:今后的夏季都在施泰因巴赫或后来新购置的隐居地专心作曲。此时马勒仍深受民间诗集《少年魔法号角》影响,在施泰因巴赫接连为其中诗歌谱曲,并在那里创作第二、第三交响曲。[43]
马勒作品的演出仍相对少见(他的作品本来也不多)。1893年10月27日,马勒在汉堡路德维希音乐厅指挥修订版第一交响曲,仍保留原来的五乐章形式,以交响诗之名演出,并冠以说明标题“巨人”。[43][46]音乐会还首次推出新近创作的六首《少年魔法号角》歌曲。1895年12月13日,《第二交响曲》在柏林首演,由马勒本人指挥,反响良好;马勒由此首次作为作曲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场的助理指挥布鲁诺·瓦尔特说:“[马勒]作为作曲家的成名可以从那一天算起。”[47]同年2月6日,弟弟奥托自杀,马勒的个人生活受到冲击。[48]
马勒在市立剧院的曲目包括66部歌剧,其中36部是他首次指挥。在汉堡任职六年间,他共指挥744场演出,包括威尔第《法斯塔夫》、洪佩尔丁克《汉泽尔与格蕾太尔》和斯美塔那作品的首次上演。[37]不过,重新配器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诠释反响不佳,加之音乐会财务收益欠佳,他被迫辞去定期音乐会的职位。[43]马勒很早便明确表示,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在维也纳任职;从1895年起,他在有影响力的朋友帮助下四处活动,力图取得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院长之职。[49]1897年2月,他改宗天主教;这可能是出于现实考虑,使他越过犹太人不能获任该职的障碍。[50]不过,马勒仍被描述为终生的不可知论者。[51]
维也纳(1897年—1907年)
[编辑]宫廷剧院总监
[编辑]
等待皇帝确认院长任命期间,马勒与小约瑟夫·黑尔梅斯伯格(前音乐学院院长之子)和汉斯·里希特共同担任常驻指挥。里希特是享誉国际的瓦格纳作品诠释者,是1876年拜罗伊特《指环》系列首演的指挥。[52]院长威廉·雅恩任命马勒前没有征询里希特;马勒体察到处境微妙,便写信恭维里希特,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指挥家始终不渝的仰慕。此后两人很少意见一致,却把分歧留在私下。[53]
哈布斯堡帝国首都维也纳不久前选出反犹的保守派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他曾宣称:“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由我亲自决定。”[54]在这种动荡的政治氛围下,马勒亟须尽早证明自己的德意志文化资历。1897年5月,他凭广受赞誉的瓦格纳《罗恩格林》和莫扎特《魔笛》演出初露锋芒。[55]《魔笛》成功后不久,马勒因病被迫休假数周,由妹妹朱斯蒂娜和长期伴侣、中提琴手纳塔莉·鲍尔-莱希纳照料。[56]7月下旬,马勒返回维也纳,筹备当地首次未经删节的《指环》系列演出。演出于8月24至27日举行,赢得评论界赞誉和公众热烈欢迎。马勒的朋友胡戈·沃尔夫告诉鲍尔-莱希纳:“我第一次听到自己阅读总谱时一直梦想听见的《指环》。”[57]

10月8日,马勒正式获任宫廷歌剧院院长,接替雅恩。[58][註 3]他上任后的首部制作是斯美塔那的捷克民族主义歌剧《达利博尔》;他重构了结局,让主人公达利博尔活了下来。这一制作激怒了维也纳较为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指责马勒“与反王朝、低劣的捷克民族称兄道弟”。[59]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1942年)中以马勒的任命说明维也纳公众普遍不信任青年艺术家:“有一次发生了惊人的例外,古斯塔夫·马勒三十八岁便获任宫廷歌剧院院长;整个维也纳一片惊惧的低语和错愕,因竟有人把最高艺术机构托付给‘这么年轻的人’……这种认为所有年轻人都‘不大可靠’的怀疑,当时遍及各个阶层。”[60]茨威格还写道:“[在维也纳]街头看见古斯塔夫·马勒是一件大事,第二天早晨会像报告个人胜利一样,自豪地告诉同伴。”[61]马勒任内,宫廷歌剧院共引进33部新歌剧,另有55部新制作或彻底翻新的制作。[62]不过,他在1905年上演理查·施特勞斯争议歌剧《莎乐美》的提议遭维也纳审查机关否决。[63]
1902年初,马勒结识与维也纳分离派艺术家兼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勒。一年后,马勒任命他为宫廷歌剧院首席舞台设计师;罗勒的首部作品是新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64][註 4][65]马勒和罗勒合作创造二十多部备受赞誉的制作,包括贝多芬《费德里奥》、格鲁克《奥利斯的伊菲革涅亚》、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62][66]制作《费加罗》时,马勒在第三幕添加并谱写了一小段宣叙调,冒犯了一些纯粹主义者。[67]

尽管在剧院里屡创佳绩,马勒在维也纳的岁月很少平顺;他与歌手和剧院管理层的争斗在整个任期内时断时续。马勒的方法虽提高了演出水准,乐手和歌手却同样不满他夸张而专横的指挥风格。[68]1903年12月,舞台工作人员抗议,要求改善工作条件;马勒认为有极端分子在操纵员工,拒绝了他们的诉求。[69]维也纳社会中的反犹势力长期反对马勒的任命,仍不断攻击他,并于1907年在报刊发动旨在逼他下台的诋毁运动。[70]此时,他因花在个人音乐创作上的时间与歌剧院管理层发生矛盾,已准备离开。[66]1907年5月,他开始与纽约大都會歌劇院经理海因里希·康里德磋商,6月21日以极为优厚的条件签下在纽约指挥四个乐季的合约。[70]夏末,他向宫廷歌剧院递交辞呈;1907年10月15日,他指挥《费德里奥》,这是他在那里第645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在维也纳十年间,马勒为歌剧院注入新生并还清债务[71],却几乎无交友:据说他对待音乐家的方式如同驯狮师对待动物。[72]他离职时写给全体人员的告别信被钉在布告栏上,后来遭人扯下,散落一地。[73]11月24日,马勒指挥宫廷歌剧院乐团演出《第二交响曲》作为告别音乐会;12月初,他离开维也纳前往纽约。[74][75]
爱乐音乐会
[编辑]
1898年9月,里希特辞去维也纳爱乐乐团定期音乐会主管一职[註 5][76],音乐会委员会一致选举马勒接任。[77]这项任命并非人人欢迎;反犹媒体质疑,身为非德国人的马勒是否有能力捍卫德国音乐。[78]马勒首乐季的上座率大幅上升,但乐团成员尤其不满他习惯于重新配器公认的杰作,也不满他为乐手早已非常熟悉的作品安排额外排练。[55]乐团试图请里希特在1899年乐季复职,却因里希特无意回归而失败。1900年,马勒率乐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博览会,他的地位由此受到削弱:巴黎音乐会观众寥寥,入不敷出,马勒不得不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支付乐团返程旅费。[79][80]1901年4月,疾病再度缠身,加上厌倦乐团更多的抱怨,马勒辞去爱乐音乐会指挥一职。[66]在三个乐季里,他演出了约80部不同作品,包括赫尔曼·格茨、威廉·金茨尔、意大利作曲家洛伦佐·佩罗西等相对不知名作曲家的作品。[79]
成熟作曲家
[编辑]
维也纳两项职务的要求起初耗尽马勒全部时间和精力,但1899年他已恢复作曲。余下的维也纳岁月成果格外丰硕。创作最后几首《少年魔法号角》歌曲之际,他开始写《第四交响曲》,于1900年完成。[81]此时他已经弃用施泰因巴赫的作曲小屋,在克恩顿州沃尔特湖畔的迈尔尼希另觅一处,后来还在那里建起别墅。[82]马勒在新地点进入通常所称的“中期”或“后魔角”创作阶段。[83]1901年至1904年间,他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的诗谱写十首歌曲,其中五首结集为《吕克特歌曲》[註 6][84];另五首组成声乐套曲《悼亡兒之歌》。三部纯管弦乐交响曲(第五、第六、第七)于1901年至1905年间在迈尔尼希创作;1906年,他又在那里狂热工作八周写成《第八交响曲》。[66][85]
同一时期,马勒作品的演出日益频繁。1899年4月,他指挥《第二交响曲》维也纳首演;1901年2月17日,他的早期作品《悲叹之歌》首次公开演出,采用修订后的两部分形式。同年11月,马勒在慕尼黑指挥《第四交响曲》首演;1902年6月9日,他又在克雷费尔德全德音乐协会音乐节上指挥《第三交响曲》首次完整演出。此后,“马勒首演之夜”越来越频繁地成为音乐盛事:1904年和1906年,他分别在科隆和埃森指挥第五和第六交响曲首演。四首《吕克特歌曲》和《悼亡儿之歌》则于1905年1月29日在维也纳首次演出。[55][66]
婚姻、家庭、悲剧
[编辑]
在维也纳任职的第二个乐季,马勒在奥恩布鲁格巷购置宽敞的现代公寓,并在迈尔尼希新作曲室旁买下的土地上建造避暑别墅。[55]1901年11月,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画家卡尔·莫尔的继女阿尔玛·辛德勒;聚会出席者还包括剧院经理马克斯·布尔克哈德。[86]阿尔玛起初不愿见马勒,因为“围绕他以及每个想在歌剧院演唱的年轻女子都有丑闻”。[87]两人为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的一部芭蕾舞剧激烈争辩(阿尔玛是策姆林斯基的学生之一),约定翌日在宫廷歌剧院见面。[86]这次会面迅速发展成恋情;马勒与阿尔玛于1902年3月9日举行私人婚礼。当时阿尔玛已经怀上第一个孩子[88];女儿玛丽亚·安娜于1902年11月3日出生。次女安娜生于1904年。[66]

夫妇二人的朋友惊讶于这桩婚事,怀疑是否明智。布尔克哈德称马勒是“那个患软骨病、堕落的犹太人”,配不上这样容貌好、出身良好的姑娘。[89]另一方面,马勒的家人认为阿尔玛轻浮、不可靠,而且太喜欢看到年轻男子为她的魅力倾倒。[90]马勒天性喜怒无常而专断;早年的伴侣纳塔莉·鲍尔-莱希纳说,与他共同生活“就像待在不断被波浪摇来摆去的船上”。[91]马勒坚持家里只能有一位作曲家,阿尔玛迁就他放弃音乐学习,很快心怀怨愤。“作曲家、劳动者的角色属于我;你的角色是充满爱意、善解人意的伙伴……我的要求非常高——而且我能够、也有权这样要求,因为我知道自己会拿什么作为回报,知道自己将会付出什么。”[92]阿尔玛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无情地被剥夺……内心最珍爱的事物,是多么痛苦。”[93]马勒要求围绕自己的创作活动安排婚姻生活,由此带来压力,也促使阿尔玛反抗;但两人的婚姻有时仍表现出强烈的激情,尤其是马勒一方。[註 7][94][95]
1907年夏,马勒因维也纳反对他的运动而心力交瘁,带全家前往迈尔尼希。抵达不久,两个女儿都患上猩红热和白喉。安娜康复了,玛丽亚却挣扎两周后于7月12日去世。[96]遭受这一毁灭性损失后,马勒随即得知自己心脏有缺陷;维也纳一名专家后来证实诊断,命令他减少一切剧烈运动。马勒的病情在多大程度上妨碍生活尚不清楚;阿尔玛称之为近乎死刑判决,马勒本人却在1907年8月30日写给她的信中说,除了避免过度疲劳,他仍能过正常生活。[97]不过,疾病无疑又带来一重沮丧。[98]马勒全家离开迈尔尼希,在施卢德巴赫度过余下夏季。[99]夏末,迈尔尼希别墅关闭,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98]
最后时日(1908年—1911年)
[编辑]纽约
[编辑]
1908年1月1日,马勒于大都會歌劇院首次在纽约登台演出,指挥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96]繁忙的首乐季中,他的演出广受赞誉,尤其是1908年3月20日的《费德里奥》;他坚持采用当时正依据阿尔弗雷德·罗勒的维也纳布景制作的复制品。[100]1908年夏回到奥地利后,马勒在蒂罗尔多比亚科附近的松林中设立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作曲室。他在那里采用汉斯·贝特格根据中国古诗改写的文本创作《大地之歌》。[96]该作虽具交响曲性质,马勒却拒绝给它编号,希望借此逃脱他认为曾影响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等作曲家的「第九交響曲魔咒」。[74]1908年9月19日,《第七交响曲》在布拉格首演;阿尔玛·马勒认为评论界的成功大于公众层面的成功。[101]

1908—09乐季,大都会歌剧院管理层请来意大利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与马勒分担工作,马勒整个乐季仅登台19次。其中一场是1909年2月19日演出的斯美塔那《被出卖的新嫁娘》,大获赞誉。[102]乐季初,马勒还与纽约交响乐团举办三场音乐会。[103]这次重新指挥管弦乐团的经历促使他辞去歌剧院职位,转任重组后的纽约爱乐指挥。他仍偶尔在大都会歌剧院客席演出,最后一场是1910年3月5日的柴可夫斯基《黑桃皇后》。[104]
1909年夏回到欧洲后,马勒创作《第九交响曲》,并赴荷兰巡演指挥。[96]纽约爱乐乐团1909—10乐季漫长而辛苦;马勒排练并指挥46场音乐会,但曲目往往过于艰深,不合大众口味。他自己的《第一交响曲》于1909年12月16日在美国首演,与若干其他作品一样未获评论界和公众认可,整个乐季以巨额财务亏损告终。[105]1910年夏,最重要的事件是9月12日《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首演,这是马勒生前最后一部首演的作品。此次演出大获成功,卡尔称之为“马勒生前毫无疑问最巨大的成功”[106],但阴影随之而来:演出前,马勒发现阿尔玛与年轻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发生婚外情。马勒极度痛苦,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求助;与这位精神分析学家会面似乎给了他一些慰藉。弗洛伊德观察到,马勒坚持要阿尔玛放弃作曲,已造成巨大伤害。马勒接受这一点,开始积极鼓励她创作音乐,甚至为她的一些作品编辑、配器、宣传。阿尔玛答应留在马勒身边,却仍秘密维持与格罗皮乌斯的关系。马勒以示爱之举把《第八交响曲》题献给她。[66][96]
患病与逝世
[编辑]
尽管受到情感困扰,马勒仍在1910年夏创作《第十交响曲》,完成柔板,并草拟另四个乐章。[107][108]1910年10月下旬,他与阿尔玛回到纽约[109],马勒全身心投入爱乐繁忙的音乐会和巡演季。约于1910年圣诞节,他开始咽喉疼痛,一直未愈。1911年2月21日,体温已达40摄氏度的马勒仍坚持履行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合约,曲目以意大利新音乐为主,包括布索尼《挽歌摇篮曲》的世界首演。这是马勒最后一场音乐会。[110][111][112]卧床数周后,他被诊断出感染性心內膜炎;心脏瓣膜有缺陷的人尤其容易患此病,且可能致命。马勒并未放弃希望;他谈到恢复音乐会演出季,也满怀兴趣地关注阿尔玛一部作品于3月3日由女高音弗朗西丝·阿尔达在公开独唱会上的演出。[113]4月8日,马勒一家与常任护士乘美利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欧洲。十天后抵达巴黎,马勒入住讷伊的诊所,病情却没有改善;5月11日,他乘火车转往维也纳勒夫疗养院,在那里患上肺炎并陷入昏迷。[114]短短这段时间里,数百人来到疗养院,表达对伟大作曲家的仰慕。医生用镭治疗减轻他腿部肿胀,又以嗎啡缓解全身病痛;5月18日,马勒去世,享年50岁。[115]
1911年5月22日,马勒依遗愿葬于格林青公墓,墓位紧邻女儿玛丽亚。墓碑上只刻了他的名字,因为“凡来寻找我的人都会知道我是谁,其他人则无须知道”。[116]阿尔玛遵医嘱没有出席。葬礼相对朴素,送葬者包括阿诺德·勋伯格(他的花圈称马勒为“神圣的古斯塔夫·马勒”)、布鲁诺·瓦尔特、阿尔弗雷德·罗勒、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林姆,以及欧洲多家大歌剧院的代表。[117]《纽约时报》报道马勒去世时称他是“当时音乐界最伟岸的人物之一”,但谈论其交响曲时主要着眼于篇幅,还把《第二交响曲》的长度夸大为“两小时四十分钟”。[118]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称,他的指挥“除里希特外比任何人都更加精湛”;其交响曲“把现代管弦乐的丰富与常近乎平庸的旋律简洁性结合起来,无疑有趣”,但现在判断它们的最终价值仍为时过早。[119]
阿尔玛·马勒比丈夫多活五十余年,于1964年去世。她1915年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结婚,五年后离婚,1929年又嫁给作家弗朗茨·韦费尔。[120]1940年,她出版回忆与马勒共同生活岁月的著作《古斯塔夫·马勒:回忆与书信》。后来的传记作者批评该书记述不完整、选择性取材、为作者本人辩护,并歪曲了马勒的生平。[121][註 8][122]女儿安娜·馬勒成为知名雕塑家,1988年去世。[123]国际古斯塔夫·马勒协会于1955年在维也纳成立,首任主席为布鲁诺·瓦尔特,阿尔玛·马勒任名誉会员。协会旨在编纂马勒作品完整的批判版本,并纪念作曲家生平的所有方面。[124]
音乐
[编辑]三个创作时期
[编辑]
德里克·库克等分析家把马勒的作曲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略长的“第一时期”,从1880年《悲叹之歌》延续至1901年《少年魔法号角》阶段结束;作品更加集中的“中期”,到马勒1907年启程前往纽约为止;以及逝世前创作挽歌式作品的短暂“晚期”。[125]
第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前四部交响曲、声乐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及以《少年魔法號角》歌曲为主的多部歌曲集。[31]在这一时期,歌曲与交响曲关系密切,交响作品具有标题性。马勒最初为前三部交响曲都拟定了完整的说明性标题,后来将其全部否定。[126]他还为《第四交响曲》各乐章拟过标题,但未发表;德国音乐评论家保罗·贝克尔根据这些标题推想出一个情节:死神在谐谑曲中“化作传说中亲切的提琴手,引诱自己的羊群跟随他离开这个世界”。[127]
中期作品包括三部纯器乐交响曲组成的三联作(第五、第六、第七)、《吕克特歌曲》和《悼亡兒之歌》、最后两首《少年魔法号角》歌曲,按某些划分方法还包括马勒最后一部宏伟的肯定式宣言——合唱《第八交响曲》。[83]库克认为,《第八交响曲》自成一体,处于中期与最后时期之间。[128]此时马勒已经放弃所有明确的标题和说明性名称;他想写能够自行言说的绝对音乐。[129]库克说,中期交响曲呈现“新的、花岗岩般的刚健配器”[83],歌曲则失去了大部分民间色彩,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明确地滋养交响曲。[130]
短暂晚期的三部作品(《大地之歌》、第九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是马勒面对死亡时个人体验的表达。[131]每部作品都在静默中结束,意味着此时向往已让位于顺从。[132]库克认为,这些作品是对生命充满爱意而非愤恨的告别[133];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称第九交响曲是“马勒写过的最奇妙之作”。[131]这些最后的作品在马勒生前均未演出。[134]
前代渊源与影响
[编辑]马勒是“晚期浪漫主义者”,属于如下理念:奥地利—德意志古典音乐具有能够超越或调和社会与种族差异的、特殊的精神和哲学意义,因而高于其他类型。[135]以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作曲家谱系中,马勒是最后一批重要人物之一。[22][136]他从这些前辈身上吸收了日后构成个人音乐特色的诸多要素:交响曲中采用独唱者和合唱团的构想来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从贝多芬、李斯特及另一音乐传统中的柏辽兹那里,他获得了创作内含叙事或“标题”的音乐、打破传统四乐章交响曲形式的观念;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范例则鼓励马勒将交响作品的规模扩展到远超此前公认标准的程度,以容纳完整的情感世界。[135][136]
早期评论者断言,马勒为配合不同情感表达而采用多种风格,说明他没有自己的风格;库克却主张,马勒“几乎在每一个音符上烙下[自己的]个性,从而化解了一切借用痕迹”,创作出“独创性非凡”的音乐。[137]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认为,马勒音乐的本质在于贝多芬传统下的斗争主题。不过,勋伯格说,贝多芬的斗争属于“百折不挠、凯旋胜利的英雄”,马勒的斗争则属于“心理脆弱者,怨天尤人的少年,他……享受自身的苦难,想让全世界看到他承受了多少痛苦”。[138]然而勋伯格也承认,大多数交响曲都有一些段落,其中音乐家马勒的辉煌超越了“深沉思想者”马勒。[132]
体裁
[编辑]除很少留存的少年习作外,马勒只采用歌曲和交响曲两种体裁作曲,两者关系密切而复杂。[註 9][130]音乐学家唐纳德·米切尔写道,这种互文构成审视马勒全部音乐的背景。歌曲与交响曲最初的联系出现在声乐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和《第一交响曲》中。[139]这一相互滋养的早期证据固然重要,但歌曲和交响曲持续交融,主要发生在马勒漫长的《少年魔法号角》阶段;这一时期他写成第二、第三、第四交响曲。1888年或1889年创作的《少年魔法号角》歌曲《夏日守卫的更迭》(Ablösung im Sommer,收录于《歌曲与歌谣》第三册)成为《第三交响曲》(1896年)第三乐章的基础素材[140];1892年的《天堂生活》(Das himmlische Leben)的主题也成为《第三交响曲》关键元素,更构成《第四交响曲》(1900年)的终曲,其旋律也是整部作品的核心。[141]《第二交响曲》写作期间(1888年至1894年),马勒同时创作了《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向鱼布道》(Des Antonius von Padua Fischpredigt),据此写成《第二交响曲》的谐谑曲第三乐章。[142]另一首1892年的《少年魔法号角》歌曲《原光》(Urlicht)则用作《第二交响曲》的第四(倒数第二)乐章。[143]
马勒中、晚期作品中,歌曲与交响曲的关系不那么直接。[130]不过米切尔指出,中期歌曲与同一时期交响曲之间存在一些具体联系:《悼亡儿之歌》第二首与第五交响曲的小柔板、《悼亡儿之歌》末曲与《第六交响曲》终曲。[144][145]马勒最后一部采用人声与管弦乐团的作品是《大地之歌》,副标题是“为男高音和女中音(或男中音)和管弦乐团而作的交响曲”,米切尔把它归为“歌曲兼交响曲”。[130]
风格
[编辑]库克认为,歌曲和交响曲形式在马勒音乐中的结合是自然有机的;“他的歌曲自然绽放成交响乐章,因为本身的构思已具交响性”。[146]马勒曾向西贝柳斯表达这样的信念:“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它必须包罗万象。”[147]马勒忠于此信念,从许多来源取材,写入歌曲和交响作品:以鸟鸣和牛铃唤起自然和乡野的意象,以号角齐鸣、街头旋律、乡间舞曲召回消逝的童年世界。生命的斗争通过相互对立的情绪呈现:高扬的旋律和半音和声表达对圆满的渴望,不协和音、扭曲和怪诞表现痛苦与绝望。凡此种种之间,马勒独特的标志贯穿始终:庸俗和荒谬不断闯入无比严肃的时刻;《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就是典型例子:琐屑的流行曲调突然切入庄严的葬礼进行曲,平庸旋律很快改变个性,后来又以雄伟的布鲁克纳式众赞歌之一重新出现,马勒以这种众赞歌象征希望和冲突的解决。[148]马勒本人也承认作品的特异之处,称《第三交响曲》的谐谑曲是“有史以来最滑稽、同时也最悲惨的乐曲……仿佛整个自然界都在扮鬼脸、吐舌头”。[149]
库克认为,如此广泛的音乐情绪来自马勒无法分析的“惊人配器”:“音乐不言自明”。[150]富兰克林列出构成马勒风格基础的具体特征:音量的极端对比、使用台后乐队、不合常规地安排管弦乐力量,以及频繁借助流行音乐和蘭德勒、圆舞曲等舞蹈形式。[135]音乐学家弗拉迪米尔·卡尔布西茨基认为,作曲家的犹太根源对其创作产生了持久影响;他特别指出,《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中段是马勒作品中最具典型“意第绪”特色的音乐。[151]捷克作曲家兼记者马克斯·布罗德也在马勒音乐中发现了犹太曲调和节奏。[152]
马勒经常运用“渐进调性”这一技术手法;德里克·库克将其描述为“在不同于交响冲突提出时的调性上解决冲突的过程”[150],并指出它常用来“象征某种价值在整部交响曲中通过从一个调推进至另一个调而逐渐占据优势”。[153]与马勒同时代的丹麦作曲家卡尔·尼尔森也使用这种技法。马勒首次将其用于早期歌曲《回忆》(Erinnerung),此后在交响曲中自由运用。例如,《第一交响曲》的主调是D大调;终曲这一“冲突”乐章开始时转为f小调,历经漫长斗争,直到接近结尾才回归D大调。《第二交响曲》始于c小调,终于E♭大调。[150]《第五交响曲》各乐章依次从c♯小调推进到a小调、D大调、F大调,最终到D大调。[129]《第六交响曲》在马勒作品中不同寻常,开头和结尾都采用a小调,暗示冲突没有解决。[154]
接受史
[编辑]早期反响(1889年—1911年)
[编辑]
马勒的朋友吉多·阿德勒计算,截至作曲家1911年去世时,其交响曲已在欧洲、俄国、美国演出260余次,其中《第四交响曲》上演61次,频率最高(阿德勒没有统计歌曲演出)。[155]在马勒生前,其作品和演出广受关注,却很少得到毫无保留的肯定。1889年首演后多年间评论界和公众仍始终难以理解《第一交响曲》;1898年德累斯顿演出后,一名评论家称它是“新时代产生的最乏味的[交响]作品”。[156]《第二交响曲》得到较为正面的反响,一名评论家称其为“门德尔松之后同类作品中技艺最高超的一部”。[157]如此慷慨的赞誉并不多见,马勒执掌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后尤其如此。他在当地的许多敌人利用反犹和保守派媒体贬低几乎每一场马勒作品演出。[158]因此,1902年在克雷费尔德取得成功的《第三交响曲》,在维也纳却受到评论界嘲弄:“犯下这种行为的人应该坐几年牢。”[159]
热情、惊愕、评论界的蔑视交织在一起,成为人们对马勒新交响曲的惯常反应,歌曲的接受情况则更好。[160]第四、第五交响曲未能获得公众普遍认可后,马勒确信《第六交响曲》终将成功。[161]然而,评论集中讽刺他不合常规的打击乐效果:使用木槌、桦木棒和巨大的方形低音鼓。[162]维也纳评论家海因里希·赖因哈特不屑地称这部交响曲是:“铜管,许多铜管,多得难以置信的铜管!更多铜管,除了铜管还是铜管!”[163]马勒生前唯一一次纯粹的演出大捷,是1910年9月12日《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首演;主办方以“千人交响曲”之名宣传。[註 10][106][164]据报道,终场后的掌声和庆祝持续了半小时。[106]
相对程度的忽视(1911年—1950年)
[编辑]马勒去世后,其作品演出逐渐减少。在荷兰,威廉·门格尔贝格的倡导确保马勒仍广受欢迎,后来门格尔贝格于1922年至1928年受聘纽约爱乐,又使美国观众经常听到马勒作品。[155]不过,尽管年轻作曲家阿隆·科普兰积极努力,把马勒描述为领先时代30年、创造力远胜理查·施特勞斯的进步人物,1920年代美国评论界仍多持负面看法。[165]先前于1916年,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已在費城指挥《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的美国首演。《第八交响曲》的演出取得轰动成功,随即移师纽约,再次告捷。[164]
阿德里安·博尔特是英国较早倡导马勒作品的指挥家;担任伯明翰市立交響樂團指挥时,他于1926年演出《第四交响曲》,1930年演出《大地之歌》。[166]哈雷乐团1931年在曼彻斯特演出《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亨利·伍德爵士则于1930年、1938年在伦敦上演《第八交响曲》。年轻的本杰明·布里顿觉得1938年的演出“糟糕透顶”,却仍深受音乐震撼。[167]这一时期,英国评论家大多居高临下地、以敷衍赞美对待马勒。戴恩利·赫西1934年撰文,认为那些“儿童歌曲”令人愉悦,交响曲却应该忽视。[168]作曲家兼指挥家朱利叶斯·哈里森形容马勒的交响曲“有时颇为有趣,但拼凑得很费力”,且缺乏创作火花。[169]萧伯纳报道,1930年代的年轻一代觉得马勒(以及布鲁克纳)是“昂贵的二流货”。[170]
纳粹时期,马勒的音乐以“颓废音乐”之名遭禁;此前,他的交响曲和歌曲常在德国、奥地利的音乐厅演出,指挥者往往是布鲁诺·瓦尔特、马勒的年轻助理奥托·克伦佩勒[155]及门格尔贝格。1934年至1938年,即今天所谓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时期,马勒作品在奥地利经历过短暂复兴。当时的威权政权在阿尔玛·马勒和布鲁诺·瓦尔特协助下力图将马勒塑造为民族偶像,使其地位可与瓦格纳在德国的地位相比;阿尔玛和瓦尔特二人都同新任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关系友好。[171]纳粹时期,马勒音乐曾于1941年初在柏林演出,也曾在德占荷兰期间的阿姆斯特丹由犹太乐团专为犹太听众演出;曲目包括第二交响曲(柏林)、第一、第四交响曲及《青年流浪之歌》(阿姆斯特丹)。[172]
现代复兴
[编辑]美国作曲家戴维·希夫说,他的同胞伦纳德·伯恩斯坦过去常暗示,马勒受冷落五十年后,是自己于1960年单枪匹马把他从遗忘中拯救出来。希夫指出,这种冷落只是相对的,远不及巴赫去世后数年间那虽不完全却更严重的忽视。复兴运动虽由伯恩斯坦进一步推动,但在1960年前已蓬勃展开,由斯托科夫斯基、季米特里斯·米特罗普洛斯、约翰·巴比罗利等指挥家及长期倡导马勒的科普兰共同维系。[173]马勒本人曾预言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但愿我能在去世五十年后首次演出自己的交响曲!”[174]
库克主张,马勒的声望是随着战后一代音乐爱好者兴起而迅速攀升;他们不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影响马勒名誉的那些“过时的反浪漫主义论战”玷染。在这个更加解放的时代,对马勒的热情甚至扩展到长期排斥他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175]乔纳森·卡尔对1950年代马勒复兴的解释更简单:“促成全面突破的是[1950年代初的]密紋唱片,而非时代精神。马勒作品在家中变得容易获得,也可以反复聆听。”[155]1960年诞辰百年后几年间,马勒迅速成为作品上演和录制最为频繁的作曲家之一,此后基本保持这一地位。卡尔指出,在英国和其他地区,马勒演出和录音已从相对匮乏变为过量,带来因过分熟悉而生的问题。[155]哈罗德·勋伯格评论道:“很难想出还有哪位作曲家能激起同等的忠诚”,并说“对马勒交响曲作出任何不够欣喜若狂的反应,都会给[评论家]招来长篇愤怒的谴责信。”[176]
1902年2月16日,马勒在写给阿尔玛的信中谈及施特劳斯:“他的时代结束时,我的时代就会到来。但愿我能活着看到那一天,而你在我身旁!”[177]卡尔指出,马勒原本并非不可能活着看到“自己的时代”;与他几乎同时代的施特劳斯活到1949年,比马勒仅年轻五岁的西贝柳斯则活到1957年。[178]
后世影响
[编辑]
唐纳德·米切尔写道,马勒对后世作曲家的影响“本身就是完整的课题”。[179]马勒最早的门生包括阿诺德·勋伯格及其学生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韦伯恩,三人共同创立第二维也纳乐派。[180]马勒的音乐影响三人从渐进调性转向无调音乐。马勒虽不以无调技法写作,却成为勋伯格作品大胆独创性的坚定捍卫者。据说在1907年2月勋伯格《第一弦乐四重奏》首演时,马勒企图动手攻击起哄者,受到旁人阻拦。[181]勋伯格《小夜曲》(Serenade,1923年,作品24)[182]、贝尔格《三首管弦作品》(Drei Orchesterstücke,1915年,作品6)[183]、韦伯恩为乐团而作的《六首作品》(6 Stücke für Orchester,1928年,作品6)都带有马勒《第七交响曲》的回响。[184]马勒也影响了約翰·威廉斯和其他好莱坞作曲家的电影配乐。[185]作曲技法方面,值得单独指出的是马勒对配器的影响;保罗·马修斯称,马勒意识到配器法是使音乐织体(如对位)更为清晰的手段,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勋伯格。[186]作曲家艾略特·卡特指出,马勒前的所有管弦乐都将弦乐作为基础,铜管、木管、打击乐的音色选择依附于弦乐,而马勒第一次将木管置于前景,与弦乐地位相当甚至时而更高。[187]作曲家兼指挥家皮埃尔·布列兹视马勒为管弦乐团规模和形式发展的终点。[188]
米切尔列出的其他受马勒影响的作曲家包括美国的科普兰、德国歌曲和舞台音乐作曲家寇特·威爾[189]、意大利的卢恰诺·贝里奥、俄国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英国的本杰明·布里顿。[179]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和塞缪尔·巴伯也受到马勒作品影响。[185]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在1989年的访谈中说,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联系“极其强烈而明显”,两人的音乐都表现“个人对抗世界之恶”。[190]米切尔特别指出,布里顿大提琴交响曲(1963年)第一乐章中“为木管写出的极其敏锐、精练、独立的乐句,显然属于马勒辛劳建立的那种耀眼透明度和器乐解放”。米切尔最后说:“纵使马勒本人的音乐未能流传,他仍会在这些杰出后继者的音乐中赢得可观的不朽地位;他们接纳了他的艺术,吸收了他的技法。”[179]2016年,《BBC音樂雜誌》对151名指挥家进行调查,马勒有三部交响曲进入史上十大交响曲之列。[191]
纪念设施与博物馆
[编辑]汉堡的古斯塔夫·马勒博物馆专门介绍马勒的生平与作品,坐落于作曲家街区。[192]在意大利南蒂罗尔多比亚科附近的老施卢德巴赫,马勒昔日的作曲小屋仍保留着一座小型博物馆和纪念设施,位于古斯塔夫·马勒农舍旁的动物园内。农舍过去在二楼设有博物馆;1907年至1910年间,马勒与妻子阿尔玛曾住在那里。[193]马勒使用过的另外两座作曲小屋也仍存在,均被布置成小型博物馆:一座位于上奧地利州阿特湖畔[194],一座位于克恩顿州沃尔特湖畔。[195]小行星4406和科罗拉多州洛磯山脈的马勒山以这位作曲家命名。[196]
腳註
[编辑]- ^ 《塞京根的号手》的音乐大多散失,其中的“花之乐章”(Blumine)重新用于马勒《第一交响曲》最初的五乐章版本中。
- ^ 马勒可能很早就知道这本诗集了:他的《青年流浪之歌》中第一首的歌词正是取材于《少年魔法號角》中的诗篇。
- ^ 一些资料来源,例如保罗·班克斯在Sadie 1980,第509頁中的记载,将任命日期记为1897年9月8日。据拉·格朗日所述,任命马勒担任总监的诏令日期为10月8日,并于10月15日由宫务大臣代表皇帝签署。
- ^ 马勒未来的妻子阿尔玛·辛德勒声称,1902年1月,她在继父家中将马勒介绍给了罗勒。然而,有证据表明,罗勒早在1901年1月就已经开始为宫廷歌剧院进行设计工作了。
- ^ 订阅音乐会是一项年度管弦乐音乐会系列,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该乐团由宫廷歌剧院的精英乐手组成。因此,在马勒就任音乐会指挥之前,乐团成员们就对他非常熟悉。
- ^ 《吕克特歌曲》中的《如果你因美貌而爱》(Liebst du um Schönheit)原本没有配器,后来由莱比锡音乐家马克斯·普特曼完成配器工作,但也通常与其他歌曲一同演唱。
- ^ 例如,可参见1910年从慕尼黑寄给阿尔玛的信件,其中最后一封的开头写道:“我亲爱的、深爱的阿尔玛希利!相信我,我因爱而病了!”然而,卡尔指出,阿尔玛·马勒在她1940年首次出版的《回忆与书信》中对所刊载的信件进行了大量编辑和筛选。
- ^ “阿尔玛难题”这一术语指的是阿尔玛的歪曲给后世历史学家带来的困难。乔纳森·卡尔写道:“随着有关阿尔玛的更多信息逐渐浮出水面,她已出版的著作也愈发启人疑窦……马勒写给她的书信,如今已经以远比她当初选择公开的版本更为完整的样貌重见天日。如今已经很清楚,阿尔玛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偶尔犯错,或只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她篡改了史料。”
- ^ 唐纳德·米切尔将“歌曲”与“声乐套曲”区分开来;他还贬低了术语“歌曲交响家”(song-symphonist),称其为“属于马勒评论界那段可疑历史的糟糕陈词滥调”。
- ^ 马勒本人并未认可“千人交响曲”这一标题。乔纳森·卡尔指出,在慕尼黑的首演中,现场演出人员不足1,000人。然而,在1916年由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的美国首演中,演出人员共计1,068人,包括950名合唱团成员。
參考文獻
[编辑]參照
[编辑]- ^ Blaukopf 1974,第15–16頁.
- ^ Cooke 1980,第7頁.
- ^ 3.0 3.1 3.2 Sadie 1980,第505頁.
- ^ 4.0 4.1 4.2 Blaukopf 1974,第18–19頁.
- ^ 5.0 5.1 5.2 5.3 5.4 Franklin 2010,1. Background, childhood education 1860–80.
- ^ Carr 1998,第8–9頁.
- ^ 7.0 7.1 7.2 Blaukopf 1974,第20–22頁.
- ^ Blaukopf 1974,第25–26頁.
- ^ Sadie 1980,第506頁.
- ^ Mitchell 1995,第33–38頁.
- ^ 11.0 11.1 Blaukopf 1974,第30–31頁.
- ^ 12.0 12.1 Blaukopf 1974,第33–35頁.
- ^ Newlin 1978,第76, 107頁.
- ^ Blaukopf 1974,第39–40頁.
- ^ 15.0 15.1 Carr 1998,第23–24頁.
- ^ Cooke 1980,第22頁.
- ^ Sadie 1980,第527頁.
- ^ 18.0 18.1 Carr 1998,第24–28頁.
- ^ 19.0 19.1 Carr 1998,第30–31頁.
- ^ 20.0 20.1 Franklin 2010,2. Early conducting career, 1880–83.
- ^ 21.0 21.1 Carr 1998,第32–34頁.
- ^ 22.0 22.1 22.2 Carr 1998,第35–40頁.
- ^ 23.0 23.1 23.2 Sadie 1980,第507頁.
- ^ Franklin 2010,3. Kassel, 1883–85.
- ^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Franklin 2010,4. Prague 1885–86 and Leipzig 1886–88.
- ^ Carr 1998,第43頁.
- ^ 27.0 27.1 27.2 27.3 Carr 1998,第44–47頁.
- ^ Blaukopf 1974,第61–2頁.
- ^ Carr 1998,第49頁.
- ^ Carr 1998,第50頁.
- ^ 31.0 31.1 Cooke 1980,第27–30頁.
- ^ Blaukopf 1974,第61–62頁.
- ^ Carr 1998,第48–49頁.
- ^ Franklin 2010,10. Das klagende Lied, early songs, First symphony.
- ^ 35.0 35.1 Mitchell 1975,第51–53頁.
- ^ 36.0 36.1 36.2 36.3 36.4 Franklin 2010,5. Budapest 1888–91.
- ^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Sadie 1980,第508–509頁.
- ^ Carr 1998,第52頁.
- ^ Mitchell 1975,第154頁.
- ^ Carr 1998,第53–54頁.
- ^ Carr 1998,第56頁.
- ^ Blaukopf 1974,第83頁.
- ^ 43.0 43.1 43.2 43.3 43.4 Franklin 2010,6. Hamburg 1891–97.
- ^ Steen 2003,第750頁.
- ^ Carr 1998,第59頁.
- ^ Mitchell 1975,第158頁.
- ^ Blaukopf 1974,第119頁.
- ^ Carr 1998,第51頁.
- ^ Carr 1998,第81–82頁.
- ^ Carr 1998,第83–84頁.
- ^ Smith 2002,第76–77頁.
- ^ La Grange 1995,第20頁.
- ^ La Grange 1995,第20–21頁.
- ^ La Grange 1995,第5頁.
- ^ 55.0 55.1 55.2 55.3 Franklin 2010,7. Vienna 1897–1907.
- ^ La Grange 1995,第32–36頁.
- ^ La Grange 1995,第49–51頁.
- ^ La Grange 1995,第54頁.
- ^ La Grange 1995,第65–67頁.
- ^ Fischer 2011,第50頁.
- ^ Fischer 2011,第58頁.
- ^ 62.0 62.1 La Grange 2000,第941–944頁.
- ^ La Grange 2000,第249–252頁.
- ^ La Grange 1995,第515–516, 560–561頁.
- ^ Carr 1998,第138–9頁.
- ^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Sadie 1980,第510–511頁.
- ^ Mitchell 1975,第419–422頁.
- ^ La Grange 1995,第130–131, 630–631頁.
- ^ La Grange 1995,第632–634頁.
- ^ 70.0 70.1 Carr 1998,第150–151頁.
- ^ Schonberg 1970,第140頁.
- ^ Snowman 2009,第246頁.
- ^ Blaukopf 1974,第217–219頁.
- ^ 74.0 74.1 Sadie 1980,第512–513頁.
- ^ Carr 1998,第154–155頁.
- ^ Blaukopf 1974,第150–1頁.
- ^ La Grange 1995,第116頁.
- ^ La Grange 1995,第117頁.
- ^ 79.0 79.1 Carr 1998,第87–94頁.
- ^ La Grange 1995,第263–264頁.
- ^ Carr 1998,第233頁.
- ^ Blaukopf 1974,第137頁.
- ^ 83.0 83.1 83.2 Cooke 1980,第71–94頁.
- ^ Carr 1998,第129頁.
- ^ Carr 1998,第148頁.
- ^ 86.0 86.1 La Grange 1995,第418–420頁.
- ^ Mahler 1968,第3–5頁.
- ^ La Grange 1995,第487–489頁.
- ^ La Grange 1995,第432頁.
- ^ La Grange 1995,第442頁.
- ^ Carr 1998,第108頁.
- ^ Connolly, Sarah. The Alma Problem. 衛報. 2010-12-02 [2019-09-17]. ISSN 1756-3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26) (英国英语).
- ^ Carr 1998,第143–144頁.
- ^ Mahler 1968,第334–8頁.
- ^ Carr 1998,第107頁.
- ^ 96.0 96.1 96.2 96.3 96.4 Franklin 2010,8. Europe and New York, 1907–11.
- ^ Carr 1998,第152–154頁.
- ^ 98.0 98.1 Blaukopf 1974,第217頁.
- ^ Hefling 2000,第30頁.
- ^ Carr 1998,第163頁.
- ^ Mahler 1968,第143頁.
- ^ Bartered Bride at Metropolitan
. 纽约时报. 1909-02-20 [2009-06-20].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16) (美国英语).
- ^ Gustav Mahler Conducts (PDF). 紐約時報. 1908-11-30 [2010-03-21].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5-12) (美国英语).
- ^ Blaukopf 1974,第225–226頁.
- ^ Carr 1998,第172–173頁.
- ^ 106.0 106.1 106.2 Carr 1998,第207頁.
- ^ Blaukopf 1974,第254頁.
- ^ Cooke 1980,第118–119頁.
- ^ van der Waal van Dijk, Bert. Chronology – Year 1910. gustav-mahler.eu. [2017-12-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 ^ The Philharmonic Concert – An Interesting Programme of Music Representing Italy. The Sun (New York). 1911-02-22: 7 [2013-09-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03).
- ^ Lebrecht 2011,第217頁.
- ^ Blaukopf 1974,第233頁.
- ^ Carr 1998,第214頁.
- ^ Fischer 2011,第683頁.
- ^ Fischer 2011,第684頁.
- ^ Mahler 1968,第197頁.
- ^ Carr 1998,第2–3頁.
- ^ Gustav Mahler Dies in Vienna (PDF). 紐約時報. 1911-05-19 [2010-03-21].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5-12) (美国英语).
- ^ Mitchell 1975,第413–415頁.
- ^ Steen 2003,第764–765頁.
- ^ Carr 1998,第106–110, 114頁.
- ^ Carr 1998,第106頁.
- ^ Mitchell & Nicholson 1999,第580頁.
- ^ International Gustav Mahler Society, Vienna (Historical Notes: click on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Gustav Mahler Society. [2010-04-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4-10).
- ^ Cooke 1980,第27, 71, 103頁.
- ^ Cooke 1980,第34頁.
- ^ La Grange 1995,第757–759頁.
- ^ Cooke 1980,第93頁.
- ^ 129.0 129.1 La Grange 1995,第805頁.
- ^ 130.0 130.1 130.2 130.3 Mitchell 1975,第32頁.
- ^ 131.0 131.1 Sadie 1980,第524–525頁.
- ^ 132.0 132.1 Schonberg 1970,第143頁.
- ^ Cooke 1980,第103頁.
- ^ Blaukopf 1974,第240頁.
- ^ 135.0 135.1 135.2 Franklin 2010,9. Musical style.
- ^ 136.0 136.1 Cooke 1980,第10–11頁.
- ^ Cooke 1980,第13–14頁.
- ^ Schonberg 1970,第138頁.
- ^ Mitchell 1975,第47頁.
- ^ Cooke 1980,第64頁.
- ^ Mitchell 1975,第309頁.
- ^ La Grange 1995,第743頁.
- ^ Mitchell 1975,第136頁.
- ^ Sadie 1980,第519頁.
- ^ Mitchell 1975,第36–41頁.
- ^ Cooke 1980,第43頁.
- ^ Mitchell 1975,第286頁.
- ^ Cooke 1980,第16–17頁.
- ^ La Grange 1995,第179頁.
- ^ 150.0 150.1 150.2 Cooke 1980,第14頁.
- ^ Karbusický 2005,第196–201頁.
- ^ Blaukopf 1974,第140頁.
- ^ Cooke, Deryck. Mahler and the Eighth Symphony (performance notes 29 May 1964).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Society. 1964. OCLC 220890386.
- ^ Cooke 1980,第83–87頁.
- ^ 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Carr 1998,第221–224頁.
- ^ La Grange 1995,第99, 140頁.
- ^ La Grange 1995,第141–142頁.
- ^ La Grange 1995,第148–155, 307–309頁.
- ^ La Grange 2000,第68–69頁.
- ^ La Grange 2000,第107–108頁.
- ^ La Grange 2000,第405頁.
- ^ La Grange 2000,第412–413頁.
- ^ La Grange 2000,第536頁.
- ^ 164.0 164.1 Smith 1990,第91頁.
- ^ Copland 2004,第149–150頁.
- ^ Mitchell & Nicholson 1999,第557頁.
- ^ Kennedy, Michael. Mahler's Mass Following. The Spectator (London). 2010-01-16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12-07).
- ^ Hussey 1934,第455–456頁.
- ^ Harrison 1934,第237頁.
- ^ Shaw 1981,第753頁.
- ^ Niekerk 2010,第216–217, 271頁.
- ^ Niekerk 2010,第216, 271頁.
- ^ Schiff, David. Music: The Man Who Mainstreamed Mahler. 紐約時報. 2001-11-04 [2010-03-27].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19) (美国英语).
- ^ Fischer 2011,第692頁.
- ^ Cooke 1980,第3–4頁.
- ^ Schonberg 1970,第137頁.
- ^ Mahler 1968,第220–221頁.
- ^ Carr 1998,第224頁.
- ^ 179.0 179.1 179.2 Mitchell 1975,第373–374頁.
- ^ Schonberg 1970,第256–258頁.
- ^ La Grange 2000,第608–609頁.
- ^ Johnson 2009,第244頁.
- ^ Puffett 1997,第122頁.
- ^ Johnson 2009,第245頁.
- ^ 185.0 185.1 Lebrecht, Norman. Why Mahler?. 紐約時報. 2010-11-29.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2-02) (美国英语).
- ^ Mathews 2006,第118頁.
- ^ Mathews 2006,第191頁.
- ^ Mathews 2006,第209頁.
- ^ Mitchell 1975,第261頁.
- ^ Kozinn, Allan. Ashkenazy Mining a Mahler Vein. 紐約時報. 1989-02-03 [2010-04-06]. ISSN 1553-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5-01-20) (美国英语).
- ^ Brown, Mark. Beethoven's Eroica voted greatest symphony of all time. 衛報. 2016-08-05 [2018-03-29]. ISSN 1756-3224 (英国英语).
- ^ Penzlin, Dagmar. Platz für Mahler und Mendelssohn-Geschwister. Deutschlandfunk. 2018-05-28 [2023-02-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16) (德语).
- ^ van der Wal, Aart. Componisten/werken – Gustav Mahler in Toblach (1908~1910). Opus Klassiek. 2004-08 [2023-0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27) (荷兰语).
- ^ Föttinger, Georg. Composing hut of Gustav Mahler Steinbach. Mahler Steinbach.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27).
- ^ Napetschnig, Madeleine. In Gustav Mahlers Komponierhäuschen am Wörthersee. Die Presse. 2018-07-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27) (德语).
- ^ Mount Mahler. Geographic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2023-05-07].
專書
[编辑]- Blaukopf, Kurt. Gustav Mahler. Harmondsworth, UK: Futura Publications. 1974. ISBN 9780860070344.
- Carr, Jonathan. Mahler: A Biography
. Woodstock,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1998. ISBN 9780879518028. - Cooke, Deryck. Gustav Mahl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Music. London: Faber Music. 1980. ISBN 9780571100873.
- Copland, Aaron. Richard Kostelanetz , 编. Aaron Copland – A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23–1972. London: Routledge. 2004. ISBN 9780415939409.
- Fischer, Jens Malte (trans. Stewart Spencer). Gustav Mahler
.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ISBN 9780300134445. - Franklin, Peter. Mahler, Gustav
.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01] [2021-02-20]. ISBN 9781561592630. doi:10.1093/gmo/9781561592630.article.4069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9). 需要订阅、维基百科图书馆访问权限或英国公共图书馆会员资格 - Harrison, Julius. The Orchestra and Orchestral Music. Bacharach, Alfred Louis (编). The Musical Companio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27–282. 1934. OCLC 500017725.
- Hefling, Stephen E. Mahler, Das Lied von der Er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521475341.
- Hussey, Dyneley. Vocal Music in the 20th Century. Bacharach, Alfred Louis (编). The Musical Companion. London: Victor Gollancz: 454–466. 1934. OCLC 500017725.
- International Gustav Mahler Society, Vienna. The International Gustav Mahler Society. [2010-04-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8-14).
- Johnson, Julian. Mahler's Voices: Expression and Irony in the Songs and Sympho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199870844.
- Karbusický, Vladimír. Gustav Mahler's Musical Jewishness. Barham, Jeremy (编). Perspectives on Gustav Mahler.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ISBN 9780754607090.
- La Grange, Henry-Louis de. Gustav Mahler Volume 2: Vienna: The Years of Challenge (1897–1904)
.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9780193151598. - La Grange, Henry-Louis de. Gustav Mahler Volume 3: Vienna: Triumph and Disillusion (1904–190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9780193151604.
- Lebrecht, Norman. Why Mahler? 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 Changed the Worl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2011. ISBN 9780571260799.
- Mahler, Alma. Gustav Mahler: Memories and Letters. London: John Murray. 1968. OCLC 468212.
- Mathews, Paul (编). Orchestration.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ISBN 9780415976831.
- Mitchell, Donald. Gustav Mahler Volume 1: The Early Years
.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ISBN 9780520202146. - Mitchell, Donald. Gustav Mahler Volume II: The Wunderhorn Years: Chronicles and Commentar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5. ISBN 9780571106745.
- Mitchell, Donald; Nicholson, Andrew. The Mahler Compa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9780198163763.
- Newlin, Dika. Bruckner, Mahler, Schoenberg revis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ISBN 9780393022032.
- Niekerk, Carl. Reading Mahler: German Culture and Jewish Identity in Fin-de-siècle Vienna. Rochester,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10. ISBN 9781571134677.
- Puffett, Derrick. Berg, Mahler, and the Three Orchestral Pieces Op. 6. Pople, Anthony (编).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9780521563741.
- Sadie, Stanley (编).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11. London: Macmillan. 1980. ISBN 9780333231111.
- Schonberg, Harold. The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II. London: Futura Publications. 1970. ISBN 9780860077237.
- Shaw, George Bernard. Shaw's Music, Volume III 1893–1950
.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81. ISBN 9780370303338. - Smith, Warren Allen. Celebrities in Hell. Fort Lee, New Jersey: Barricade Books. 2002. ISBN 9780557837526.
- Smith, William Ander. The Mystery of Leopold Stokowski. Cranbury, New Jerse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Ltd. 1990. ISBN 9780838633625.
- Snowman, Daniel. The Gilded Stage: A Social History of Oper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9. ISBN 9781843544661.
- Steen, Michael. The Lives and Tim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 London: Icon Books. 2003. ISBN 9781840466799.
延伸閱讀
[编辑]- Gustav Mahler's Untimely Death. Musical America. 1911-05-27, 14 (3): 2. ISSN 0735-7788.
- Bauer-Lechner, Natalie. Recollections of Gustav Mahler. Faber & Faber. 2013. ISBN 9780571305209.
- Specht, Richard. Gustav Mahler. Die Musik. 1911-06, 10 (18): 335–341 (德语).
- Bekker, Paul. Gustav Mahler. Mississippi Blätter (St. Louis, Missouri). 1911-06-11: 18 [2026-08-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19) (德语).
- Vernon, David. Beauty & Sadness: Mahler's 11 Symphonies. Edinburgh: Candle Row Press. 2022. ISBN 978173965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