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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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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分队
Joy Division
1979年的欢乐分队。从左至右:彼得·胡克(英语:Peter Hook)、伊恩·柯蒂斯、伯纳德·萨姆纳(英语:Bernard Sumner)、史蒂芬·莫里斯(英语:Stephen Morris (drummer))
组合
别名
  • Stiff Kittens(1977年)
  • Warsaw(1977—1978年)
音乐类型
出道地点英格兰沙福特
活跃年代1976—1980年
唱片公司
网站joydivisionofficial.com
相关团体新秩序
已离开成员
「歡樂分隊」的各地常用名稱
中國大陸
  • 快乐分裂
  • 快乐小分队[5]
  • 欢乐分队
臺灣
  • 歡樂分隊
  • 喜悅分割[6]

欢乐分队(英語:Joy Division)是一支英国摇滚乐队,于1976年在大曼彻斯特地区索爾福德组建。乐队由歌手、吉他手兼词作者伊恩·柯蒂斯,吉他手兼键盘手伯纳德·萨姆纳(英语:Bernard Sumner),贝斯手彼得·胡克(英语:Peter Hook)和鼓手史蒂芬·莫里斯(英语:Stephen Morris (drummer))组成。

萨姆纳和胡克在1976年的性手枪演出(英语:Sex Pistols at the Lesser Free Trade Hall)后组建了乐队。曼彻斯特电视名人托尼·威尔逊(英语:Tony Wilson)注意到了他们1978年自发行的首张EP《生活的理想(英语:An Ideal for Living)》,他旗下的独立厂牌工厂唱片(英语:Factory Records)签下了乐队。尽管欢乐分队早期的录音被朋克强烈影响,他们不久就发展出了一种稀疏而富有氛围感的声音风格,使他们成为了後龐克的先驱团体之一。他们的首专《未知的喜悦》由制作人马丁·哈内特(英语:Martin Hannett)录制,并于1979年发行。

柯蒂斯深受一系列个人问题的困扰,包括失败的婚姻、抑郁和癫痫。随着乐队走红,他的健康问题使得他表演起来愈发困难;他有时会在舞台上经历全身强直阵挛发作。1980年5月,他在乐队首次北美巡演前夜自杀身亡,时年23岁。乐队的第二张也即最后一张专辑《贴近(英语:Closer (Joy Division album))》于两月后发行,并同单曲《爱会将我们分离(英语:Love Will Tear Us Apart)》成为了乐队榜单成绩最高的发行作品。

1980年7月至10月,余下的成员与键盘手兼吉他手吉莉恩·吉尔伯特(英语:Gillian Gilbert)重组为新秩序。他们将后朋克与電子音樂和舞曲结合,在接下来的十年取得了持续的成功。[7]欢乐分队对后世的另类摇滚音乐人有着长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哥德搖滾流派中。2026年,欢乐分队同新秩序作为同一团体入选摇滚名人堂。[8]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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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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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4日,[9]童年好友伯纳德·萨姆纳(英语:Bernard Sumner)和彼得·胡克(英语:Peter Hook)分别去看了性手枪在自由贸易厅的演出。之后,他们都感觉受到了性手枪表演的启发。萨姆纳说,他觉得性手枪“打破了流行明星的神话,打破了音乐人是某种必须顶礼膜拜的神明的观念”。[10]第二天,胡克向母亲借了35英镑,买了一把贝斯。[11]他们与同样看过这场演出的特里·梅森(Terry Mason)组建了一支乐队;萨姆纳买了一把吉他,梅森则买了一套架子鼓。他们的同学马丁·格雷斯蒂(Martin Gresty)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后,谢绝了担任主唱的邀请,[12]于是乐队在曼彻斯特的維京唱片店刊登了招募主唱的广告。伊恩·柯蒂斯此前在演出中结识了他们,看到广告后前来应征,未经试唱便加入了乐队。[10]萨姆纳说,他“知道柯蒂斯是个好相处的人,这就是我们组建整个乐队的基础。只要我们喜欢他,他就能加入。”[13]

嗡嗡鸡(英语:Buzzcocks)的经纪人理查德·布恩(英语:Richard Boon)和主唱皮特·谢利(英语:Pete Shelley)都被认为曾提议将乐队命名为“僵硬的小猫”(Stiff Kittens),但乐队在首次演出前不久决定采用“华沙”(Warsaw)作为名称,取自大卫·鲍伊的歌曲《华沙(英语:Warszawa (song))》。[14][15][16]1977年5月29日,乐队在电子马戏团(Electric Circus)首次登台,为嗡嗡鸡、穿透乐队(英语:Penetration (band))及约翰·库珀·克拉克(英语:John Cooper Clarke)暖场。[16]当晚的鼓手是两天前才加入乐队的托尼·塔巴克(Tony Tabac)。[16][17]保罗·莫利(英语:Paul Morley)在《新音乐快递》及伊恩·伍德(Ian Wood)在《声音(英语:Sounds (magazine))》杂志发表的乐评,随即使他们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18][19]梅森转任乐队经纪人。1977年6月,塔巴克的鼓手位置由史蒂夫·布拉泽代尔(Steve Brotherdale)接替,后者同时也是朋克乐队Panik的成员。[20]布拉泽代尔试图说服柯蒂斯离队加入Panik,甚至安排他参加了试唱。[21][22]1977年7月18日,[23]乐队在奧爾德姆的奔宁之声(Pennine Sound)录音室录制了五首样带曲目。[24]布拉泽代尔咄咄逼人的性格令其他成员感到不安,乐队在录音后不久便将他开除。在从录音室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们靠边停车,让布拉泽代尔下车检查一个瘪了的轮胎;他一下车,他们就开车走了。[25]

1977年8月,乐队在一家乐器店的橱窗贴出广告,招募新的鼓手。曾与柯蒂斯就读同一所学校的史蒂芬·莫里斯(英语:Stephen Morris (drummer))是唯一的应征者。伊恩的妻子德博拉·柯蒂斯(Deborah Curtis)表示,莫里斯与乐队“十分合拍”,他的加入使乐队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庭’”。[26]为避免与伦敦朋克乐队Warsaw Pakt混淆,乐队于1978年初更名为欢乐分队(Joy Division),名称借自1953年小说《人偶屋(英语:House of Dolls)》中提到的納粹德國集中營妓院。[22][27]12月14日,乐队在奔宁之声录制了首张EP《生活的理想(英语:An Ideal for Living)》,并于除夕夜在利物浦的Swinging Apple完成了以“华沙”名义举行的最后一场演出。[28]1978年1月25日,乐队在曼彻斯特的皮普迪斯科(Pip’s Disco)首次以欢乐分队的名义演出,但为确保有观众到场,宣传时仍使用“华沙”这一名称。[29]

早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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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唱片曾联系欢乐分队,请他们在曼彻斯特的一间录音室翻唱诺兰·N·F·波特(英语:Nolan Porter)的歌曲《坚持下去》(Keep on Keepin’ On)。1978年3月下旬及4月,乐队一直在创作和排练曲目。[30]4月14日,他们在曼彻斯特椽木夜总会(英语:Rafters (nightclub))举行的Stiff/Chiswick挑战演出中,吸引了电视音乐节目主持人托尼·威尔逊(英语:Tony Wilson)和经纪人罗布·格雷顿(英语:Rob Gretton)的注意。柯蒂斯责怪威尔逊没有让乐队登上他在ITV格拉納達主持的节目《就这样(英语:So It Goes (TV series))》;威尔逊回应说,他接下来会在电视上介绍欢乐分队。[31]格雷顿是这家夜总会的驻场DJ,乐队的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说服他们让自己担任经纪人。[11]格雷顿的《执着与决心》后来被认为是乐队赢得公众认可的重要原因;他的商业才干为欢乐分队的创作提供了更稳固的基础。[32][33]1978年5月的第一周,欢乐分队在曼彻斯特的箭头录音室(Arrow Studios)进行录音。葡萄藤唱片(Grapevine Records)负责人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坚持在混音中加入合成器,以柔化乐队的声音,成员们对此不满,因而要求解除与RCA的合约。[34][35]

1978年6月,欢乐分队自行发行《生活的理想(英语:An Ideal for Living)》,首次推出唱片作品。两周后,他们的歌曲《日后》(At a Later Date)被收录于合辑《短路:电子马戏团现场(英语:Short Circuit: Live at the Electric Circus)》,该合辑于1977年10月现场录制。[36][37]克里斯·布雷热(Chris Brazier)在《旋律制造者(英语:Melody Maker)》的乐评中写道,这张唱片“有着自制唱片那种熟悉的粗糙质感,但他们并非只会制造单调的噪声——这里有许多好点子,七个月后的今天,他们或许已经成了一支相当有意思的乐队”。[38]《生活的理想》的封面绘有一名希特拉青年團成员,加上乐队名称本身的含义,引发了外界对其政治倾向的猜测。[39]胡克和萨姆纳后来都说,他们当时对法西斯主义颇感兴趣;莫里斯则认为,乐队之所以摆弄纳粹意象,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父辈、祖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的牺牲。他说,外界指责他们同情新納粹主義,只会激得乐队“继续这么做,因为我们就是这种人”。[27]

1978年9月20日,[40]欢乐分队首次登上电视,在威尔逊介绍后于《就这样》节目中演奏了《光影戏(英语:Shadowplay (song))》。[41]10月,[42]欢乐分队为合辑EP《工厂唱片小样(英语:A Factory Sample)》提供了两首与制作人马丁·哈内特(英语:Martin Hannett)合作录制的曲目。这张由两张7英寸唱片组成的EP,是托尼·威尔逊旗下厂牌工厂唱片(英语:Factory Records)的首张发行作品。保罗·莫利在《新音乐快递》对这张EP的乐评中,称赞乐队是连接艾維斯·皮禮士利与苏西与女妖之间“缺失的一环”。[43]欢乐分队支付解约费用,结束了与RCA的合约关系,随后加入工厂唱片旗下。[a][44]格雷顿成为厂牌的合伙人,代表乐队的利益。[45]12月27日,乐队在伦敦的希望与锚酒馆(英语:Hope and Anchor, Islington)演出后,驾车返家途中,柯蒂斯首次出现被明确识别的严重癲癇發作,并因此入院。[46]与此同时,欢乐分队的事业继续发展,柯蒂斯登上了1979年1月13日出版的《新音乐快递》的封面。当月,乐队为BBC廣播一台的DJ约翰·皮尔录制了一组节目演出。德博拉·柯蒂斯说:“就在这两个重要里程碑之间,我们意识到,伊恩的病情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的事情。”[47]

《未知的喜悦》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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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欢乐分队在史托港的草莓录音室(英语:Strawberry Studios)录制了首张专辑《未知的喜悦》。[48]制作人马丁·哈内特(英语:Martin Hannett)使录音呈现出与乐队现场演出大不相同的声音风格,这在当时令成员们十分不满;不过,胡克在2006年表示,回头看来,哈内特做得很好,“塑造了欢乐分队的声音”。[49][50]专辑封面由彼得·萨维尔(英语:Peter Saville (graphic designer))设计,此后他还继续为欢乐分队与新秩序的唱片提供美术设计。[48]《未知的喜悦》于6月发行,首批压制的一万张唱片销售一空。威尔逊说,这次成功让这家独立厂牌成为一家真正的企业,一股在大型唱片公司体系之外运作的“革命力量”。[45]作家乔恩·萨维奇(英语:Jon Savage)在为《旋律制造者》撰写的乐评中,将这张专辑形容为一份“晦涩难解的宣言”,并称其为“本年度英国白人乐队最出色的首张专辑之一”。[51]

1979年7月20日,欢乐分队再次登上格拉纳达电视台演出;9月15日,他们在英國廣播公司第二台的《别的什么(英语:Something Else (UK TV series))》节目中亮相,这是乐队唯一一次在面向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演出。同年10月起,他们为嗡嗡鸡在英国24个场地举行的巡演暖场,这使成员们得以辞去日常工作。[10]未收录于专辑的单曲《播送(英语:Transmission (song))》于11月发行。欢乐分队日益走红,吸引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外界对这群人的刻板印象是“身穿灰色大衣、神情严肃的年轻男子”。[52]

《贴近》与柯蒂斯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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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欢乐分队在欧洲巡演。尽管行程繁重,柯蒂斯仅有两次全身强直阵挛发作,均发生在巡演的最后两个月。[53]同年3月,乐队与哈内特在伦敦的不列颠尼亚街录音室(英语:Britannia Row Studios)录制了第二张专辑《贴近(英语:Closer (Joy Division album))》。[54]当月,他们通过法国独立厂牌肮脏情感(英语:Sordide Sentimental)发行了单曲《光亮与失明(英语:Atmosphere (Joy Division song))》(Licht und Blindheit),A面为《氛围》(Atmosphere),B面为《死灵》(Dead Souls)。[55]

睡眠不足和长时间的工作使柯蒂斯的癫痫病情变得不稳定,发作几乎无法控制。[56]他经常在演出期间发病,一些观众却以为那是表演的一部分。这些发作令他感到羞耻和沮丧,乐队也越来越担心他的状况。[57]1980年4月7日,柯蒂斯服用过量抗癫痫药物苯巴比妥,试图自杀。[10]翌日晚,欢乐分队原定在貝里 (大曼徹斯特)的德比大厅(英语:Derby Hall, Bury)演出。[58]柯蒂斯病重,无法登台,于是在格雷顿坚持下,乐队与酥脆救护车(英语:Crispy Ambulance)的阿兰·亨普索尔(Alan Hempsall)及特定比例乐队(英语:A Certain Ratio)的西蒙·托平(Simon Topping)合作完成演出,由后两人在最初几首歌中担任主唱。演出临近结束时,托平再次登台,一些观众向舞台投掷瓶子。由于柯蒂斯健康状况不佳,乐队又取消了4月的另外几场演出。5月2日,欢乐分队在伯明翰大学的High Hall举行了最后一场现场演出,其中包括他们唯一一次演奏《仪式(英语:Ceremony (New Order song))》,这是柯蒂斯生前创作的最后几首歌曲之一。[59]

说到底,我们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并乐在其中。我想,等我们不再这样做的时候,嗯,也就该收手了。那就是结束的时候。
伊恩·柯蒂斯,1979年接受BBC兰开夏电台(英语:BBC Radio Lancashire)采访。[60]

哈内特的制作广受赞誉。[61]然而,与《未知的喜悦》的情况一样,胡克和萨姆纳都对制作结果感到不满。胡克说,他听到《暴行展览(英语:Atrocity Exhibition (Joy Division song))》的最终混音时,发现刺耳粗粝的质感被削弱了,感到十分失望。他写道:“我当时双手抱头,心想:‘他妈的,又来了。第二张《未知的喜悦》。’……马丁他妈的用他那台马歇尔“时间浪费器”(英语:Marshall Time Modulator)把吉他声都给融掉了。听起来像有人在掐猫的脖子,在我看来,简直彻底毁了这首歌。我对他气得不行,就进去狠狠数落了他一通,可他只是转过身来叫我滚蛋。”[62]

柯蒂斯的自杀及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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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分队原定于1980年5月开始首次美国及加拿大巡演。[63]柯蒂斯曾对这次巡演表现出热情,[64]但他与妻子德博拉的关系十分紧张。德博拉被排除在乐队的核心圈子之外,也反对柯蒂斯与比利时记者兼音乐推广人安妮克·奥诺雷(英语:Annik Honoré)关系亲密;两人于1979年欧洲巡演期间相识。柯蒂斯还担心美国观众会如何看待他的癫痫。[64]

乐队预定启程前往美国的前一晚,柯蒂斯回到馬格斯菲特的家中,与德博拉交谈。他请求她放弃即将提起的离婚诉讼,并让他独自留在家里,直到次日早晨乘火车去曼彻斯特。[65]1980年5月18日凌晨,柯蒂斯在夜里看过韋納·荷索的电影《史楚锡流浪记(英语:Stroszek)》、听过伊基·波普1977年的专辑《白痴(英语:The Idiot (album))》后,在自家厨房上吊自杀。当天晚些时候,德博拉回家时发现了他的遗体。[66]

柯蒂斯的自杀震惊了乐队及其管理团队。2005年,威尔逊说:“我想,我们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想到他真的会自杀……我们都完全低估了危险,没有认真对待。我们就是这么愚蠢。”[54]音樂評論家西蒙·雷诺兹(英语:Simon Reynolds)说,柯蒂斯的自杀“让神话瞬间成形”。[67]乔恩·萨维奇在讣文中写道:“如今,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他生前与欢乐分队共同创作的作品原本是什么模样;人们会将这些作品视为悲剧,而非勇气的体现。”[68]1980年6月,欢乐分队的单曲《爱会将我们分离(英语:Love Will Tear Us Apart)》发行,在英國單曲排行榜上升至第13位。[69]同年7月,《贴近》发行,在英國專輯排行榜上最高达到第6位。[10]《新音乐快递》的乐评人查尔斯·沙尔·默里(英语:Charles Shaar Murray)写道:“自艾維斯·皮禮士利以来,没有哪位流行音乐人能拥有比《贴近》更宏伟的纪念碑——它既纪念伊恩·柯蒂斯,也同样纪念欢乐分队。”[70]

莫里斯说,即便柯蒂斯没有去世,欢乐分队也不太可能长久维持下去。[71]早在柯蒂斯去世之前,成员们就曾约定,只要有任何一人离队,其余成员就会更改乐队名称。[59]他们以新秩序的名义重组,由萨姆纳担任主唱;后来又招募莫里斯的女友吉莉恩·吉尔伯特(英语:Gillian Gilbert)担任键盘手及第二吉他手。吉尔伯特此前就与乐队相熟,在欢乐分队的一次演出中,还曾在柯蒂斯无法演奏时顶替他弹奏吉他。[72]

新秩序于1981年发行的首张单曲唱片《仪式》,收录了成员们与柯蒂斯共同创作的最后两首歌曲。[73]新秩序在成立初期努力摆脱欢乐分队的阴影,后来则凭借更为轻快、偏重舞曲的不同声音风格,取得了远胜从前的商业成功。[7]

欢乐分队的各种弃用曲目及现场录音也陆续发行。1981年发行的《依旧(英语:Still (Joy Division album))》收录了现场曲目及罕见录音。1988年,工厂唱片发行合辑《内涵(英语:Substance (Joy Division album))》,其中收录了数首已绝版的单曲。[74]1995年,伦敦唱片(英语:London Records)发行《永恒(英语:Permanent (Joy Division album))》;该厂牌在工厂唱片于1992年破产后,购得了欢乐分队的唱片目录。1997年,全面收录乐队作品的盒装套集《心与灵(英语:Heart and Soul (Joy Division album))》发行。

音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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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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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分队经过一段时间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并迅速从最初的朋克根基演变开来。早期仍以“华沙”为名时,他们的声音被形容为相当普通,是“毫无特色、带有朋克色彩的硬摇滚”。乐评人西蒙·雷诺兹(英语:Simon Reynolds)指出,乐队的独创性直到“歌曲节奏放慢后才真正显现”,音乐也呈现出一种“疏落”的质感。雷诺兹写道:“胡克的贝斯承担旋律,伯纳德·萨姆纳的吉他则留下空隙,没有用密集的吉他riff填满乐队的声音,而史蒂芬·莫里斯的鼓点仿佛沿着火山口的边缘盘旋。”[75]乐评人乔恩·萨维奇说:“欢乐分队并不是朋克乐队,但朋克的能量直接启发了他们。”[76]1994年,萨姆纳说,乐队独特的声音“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更侧重节奏与和弦,胡克则负责旋律。他常在高音区用贝斯演奏主旋律,因为我喜欢让吉他带有失真效果,而我那台音箱只有开到最大音量才能正常工作。胡克在低音区演奏时,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史蒂芬有自己的一套风格,与其他鼓手不同。在我看来,乐队里的鼓手应该像节拍器,但史蒂芬并非如此,因为他是被动跟随的:他会跟着乐队的节奏走,这就赋予了我们独特的优势。”[10]到了《贴近》时期,柯蒂斯已采用低沉的男中音唱腔,使人们将他与門戶合唱團的吉姆·莫里森相提并论;门户合唱团也是柯蒂斯最喜欢的乐队之一。[77]

萨姆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乐队的指导者,后来在新秩序中也继续扮演这一角色。[78]虽然萨姆纳是乐队的主要吉他手,柯蒂斯也在少数录音曲目及几场演出中弹过吉他。柯蒂斯讨厌弹吉他,但乐队坚持要他弹。萨姆纳说:“他的弹法相当古怪,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没有别人会像伊恩那样弹。”[79]录制《贴近》期间,萨姆纳开始使用自制合成器,胡克则采用六弦贝斯,以演奏更多旋律。[80]

制作人马丁·哈内特“致力于捕捉并强化欢乐分队诡异的空间感”。哈内特认为,朋克摇滚在声音上颇为保守,因为它拒绝利用录音室技术营造声音空间。[77]相比之下,他希望在乐队的唱片中创造出更开阔的声音。哈内特说:“[欢乐分队]是送给制作人的一份礼物,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也不会争辩。”[10]哈内特要求声音具有干净、清晰的“分离度”,不仅各件乐器如此,甚至莫里斯整套架子鼓中的每一件也要如此。莫里斯回忆道:“通常,对于那些他认为有潜力作为单曲发行的曲目,他会让我把每个鼓分开录,以免声音串入其他音轨。”[81]音乐记者理查德·库克(英语:Richard Cook (journalist))指出,哈内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制作中有营造“距离感的手法”,而“声音则是一种实体感的幻觉”。[42]

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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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蒂斯是乐队唯一的词作者。他通常在笔记本上写词,独立于后来逐渐成形的音乐。[82]乐曲主要由萨姆纳和胡克在乐队排练时即兴合奏(英语:Jam session)的过程中创作。柯蒂斯的意象和措辞常涉及“寒冷、压力、黑暗、危机、失败、崩溃、失控”。[75]1979年,《新音乐快递》记者保罗·兰巴利(英语:Paul Rambali)写道:“欢乐分队音乐的主题充满哀伤与痛苦,有时令人深感悲恸。”[83]音乐记者(英语:Music journalist)乔恩·萨维奇写道:“柯蒂斯在歌词创作上的伟大成就,在于捕捉了动荡社会的深层现实,并赋予其兼具普遍性与个人性的表达。”他还指出,“这些歌词的情绪与表现手法,反映了他对浪漫主义文学和科學幻想的兴趣。”[84]乐评人罗伯特·帕尔默(英语:Robert Palmer (American writer))写道,威廉·柏洛茲和J·G·巴拉德对柯蒂斯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莫里斯也记得柯蒂斯读过T·S·艾略特的作品。[85]德博拉·柯蒂斯还记得,他读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弗里德里希·尼采、让-保罗·萨特、弗朗茨·卡夫卡及赫尔曼·黑塞等作家的作品。[84]

柯蒂斯不愿解释歌词背后的含义,欢乐分队发行的唱片也从不附歌词页。[83]他告诉乐迷自办刊物《印刷噪声》(Printed Noise):“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信息要传达;歌词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它们有多个层面,你可以从中读出自己想读到的东西。”[79]欢乐分队的其他成员表示,他们当时几乎没有留意柯蒂斯歌词的内容。[78]1987年接受《选项(英语:Option (music magazine))》采访时,莫里斯说,他们“只是觉得这些歌颇能引起共鸣,更多的是振奋人心,而非令人消沉。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86]德博拉·柯蒂斯回忆,直到《贴近》发行,许多与柯蒂斯亲近的人才意识到,“他的意图与感受,全都写在歌词里了”。[60]其余成员都为未能察觉柯蒂斯歌词中的警讯而感到遗憾。莫里斯说:“直到伊恩去世后,我们才坐下来仔细听歌词 ……你会不由得想:‘天哪,这一句我当时竟然没注意到。’因为我以前看伊恩的歌词时,总觉得他真聪明,能设身处地地描写别人。我从不认为他写的是自己。回头想想,我当时怎么会蠢成那副鬼样子?他写的当然就是自己。但我没有走进去,拉住他问一句:‘你怎么了?’我只能带着这份遗憾活下去。”[78]

现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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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他发作三次,每次都是在演出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到了最后一年,看着乐队演出,你会忽然觉得伊恩舞跳得真棒,接着又好得异乎寻常。彼得·胡克(英语:Peter Hook)和伯纳德·萨姆纳(英语:Bernard Sumner)会紧张地望着舞台,你能看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在演出过程中,他做着那些动作时,确实有什么把他推到了那个地步,压过了药物的作用,导致他发作。
托尼·威尔逊(英语:Tony Wilson)回忆伊恩·柯蒂斯随欢乐分队现场演出时的癫痫发作。[57]

与录音室作品中相对精雕细琢的声音相比,欢乐分队的现场演出通常音量很大,充满攻击性。乐队尤其不满哈内特为《未知的喜悦》所作的混音:他削弱了现场声音中刺耳粗粝的质感,转而营造更偏重理性、如幽灵般的声音。萨姆纳说:“我们的音乐响亮而厚重,我们觉得马丁把它弱化了,尤其是吉他的声音。”[10]

乐队通常不在演出中与观众互动。保罗·莫利说:“在欢乐分队的一场演出中,除了歌曲之外,你能听到两三句话就算走运了。你好,再见。没有介绍,也没有宣传。”[87]柯蒂斯经常跳一种后来被称为“死苍蝇舞”(dead fly dance)的舞蹈,仿佛在模仿癫痫发作;他的双臂会“开始沿着半圆形的弧线飞舞,令人恍如受到催眠”。[10]西蒙·雷诺兹指出,柯蒂斯的舞姿让人联想到癫痫发作,而且早在确诊癫痫之前的几个月,他就已经这样跳舞了。[52]

柯蒂斯确诊癫痫后,乐队的现场演出变得困难重重。萨姆纳在2007年回忆道:“我们没有使用闪光灯,但有时某种鼓点就会影响到他。他会恍惚一阵,接着就失去控制,癫痫发作。我们不得不中断演出,把他抬到化妆间里;他会在那里哭得肝肠寸断,因为刚刚又遭遇了这么可怕的事。”[8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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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纳写道,柯蒂斯曾受到門戶合唱團、伊基·波普、大卫·鲍伊、電力站樂團、地下丝绒及Neu!(英语:Neu!)等音乐人的启发。[89]胡克也说过,伊基·波普狂乱的舞台形象对柯蒂斯的影响尤为深刻。[90]电力站乐团“人与机器的结合”,[91]以及他们电子音乐中的创造力,都启发了欢乐分队。[89]欢乐分队登台前会通过现场扩声系统播放《环欧快车》,以“积蓄势头”。[91]鲍伊与布萊恩·伊諾合作打造的“柏林三部曲(英语:Berlin Trilogy)”也影响了他们;《“英雄”》和《Low(英语:Low (David Bowie album))》两张专辑B面中合成器的“冷峻与简约”,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音乐”。[89]莫里斯提到,地下丝绒的莫林·塔克的“独特风格”,以及Neu!和罐头乐队的机动节拍(英语:motorik),都对他有所启发。[92]莫里斯还提及苏西与女妖的影响,因为他们“最初的鼓手肯尼·莫里斯(英语:Kenny Morris (drummer))主要敲奏通鼓”,而且“禁止使用镲的声音”。[93]胡克说:“苏西与女妖是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乐队之一……他们的吉他手和鼓手的演奏方式非常独特。”[94]胡克从贝斯手让-雅克·比内尔(英语:Jean-Jacques Burnel)的演奏风格,以及他随扼杀者乐队(英语:the Stranglers)录制的早期作品中汲取灵感;[95]他也提到卡萝尔·凯(英语:Carol Kaye)及其为誘惑合唱團20世纪70年代初的作品演奏的富有音乐性的贝斯声部。[90]萨姆纳提及的影响则包括滚石乐队吉他声中“原始、凶悍、未经雕琢的锋芒”,以及卢·里德专辑《改造者(英语:Transformer (Lou Reed album))》中歌曲《恶毒(英语:Vicious (Lou Reed song))》的简单重复乐句,[96]还有尼爾·楊。[97]吉米·亨德里克斯则让他的音乐视野更上一个层次,[96]使他意识到:“关键不在于那些朗朗上口的小曲调……而在于你能用吉他在声音上创造些什么。”[97]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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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活动时间短暂,欢乐分队仍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广受乐评界赞誉。AllMusic的约翰·布什(John Bush)认为,欢乐分队“通过……强调情绪与表达,而非愤怒与能量,成为后朋克运动中的首要乐队,预示了20世纪80年代忧郁的另类摇滚的兴起”。[98]乐队以“欢乐分队/新秩序”的共同名义,分别在2023年、2025年和2026年三度获摇滚名人堂提名,并于2026年入选。[99][100][101]

乐队阴暗、忧郁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哥德摇滚流派的出现;马丁·哈内特在1979年将其形容为“带有哥德意味的舞曲”。“哥德”一词起初用于描述20世纪70年代末音乐中的“末日般的氛围”,但很快便被用于指称追随欢乐分队和苏西与女妖而来的包豪斯乐队(英语:Bauhaus (band))等特定乐队。[102]早期哥德摇滚乐队常见的音乐特征包括“承袭欢乐分队风格、占据旋律位置的高音区贝斯声部”,以及“或近乎歌剧式、带有日耳曼色彩,或融合吉姆·莫里森与伊恩·柯蒂斯风格、低沉而持续吟唱的人声”。[103]

欢乐分队的故事曾被搬上两部传记电影的银幕。2002年的《24小时派对人(英语:24 Hour Party People)》以虚构化的方式讲述工厂唱片的历史,乐队成员在其中作为配角出现:伊恩·柯蒂斯由西恩·哈里斯饰演,伯纳德·萨姆纳由約翰·西姆饰演,彼得·胡克则由拉尔夫·利特尔(英语:Ralf Little)饰演。托尼·威尔逊谈及这部电影时说:“全都是真的,也全都不是真的。这他妈的又不是纪录片。”他还表示,比起事实,他更喜欢“神话”。[104]2007年由安東·寇班执导的《控制》,是一部以伊恩·柯蒂斯为主角的传记片,由山姆·萊利饰演柯蒂斯,改编自德博拉·柯蒂斯为亡夫撰写的传记《远距离触碰(英语:Touching from a Distance)》(1995年)。[105]《控制》在第60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Directors' Fortnight)单元的开幕之夜举行国际首映,获得影评界好评。[106]同年,格兰特·吉(英语:Grant Gee)执导了讲述乐队的纪录片《欢乐分队(英语:Joy Division (2007 film))》。[107]

欢乐分队影响了许多乐队,包括与他们同时代的U2樂團、治疗乐队和OMD。[108][109]其他受到影响的乐队还有驚懼之淚、[110]声音花园乐队、[111]宣告者乐队(英语:the Proclaimers)、[112]魔怪、[113]Hüsker Dü、[114]未来群岛(英语:Future Islands)[115]和女孩对抗男孩(英语:Girls Against Boys)。[116]说唱歌手丹尼·布朗(英语:Danny Brown)以欢乐分队的歌曲为自己的专辑《暴行展览(英语:Atrocity Exhibition (album))》命名;而这首歌的标题,又部分受到J·G·巴拉德于1970年出版的同名“浓缩小说”集《暴行展览(英语:The Atrocity Exhibition)》的启发。[117][118]2005年,新秩序和欢乐分队均入选英国音乐名人堂(英语:UK Music Hall of Fame)。[119]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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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阵容
早期成员
  • 特里·梅森(Terry Mason):鼓 (1976—1977)
  • 托尼·塔巴克(Tony Tabac):鼓 (1977)
  • 史蒂夫·布拉泽代尔(Steve Brotherdale):鼓 (1977)
客座音乐人

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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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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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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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工厂唱片不使用唱片合约,因此欢乐分队(以及后来的新秩序)实际上从未与该厂牌签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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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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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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