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
| 巴黎公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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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3月18日由公社社員國民自衛軍所建構的一道街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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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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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自衛軍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 兵力 | |||||||
| 170,000[1] | 25,000–50,000[2]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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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1,162人死亡 6,580–6,755人受傷 183人失踪[3] |
6,667[4]–20,000人死亡[5][6][7] 43,000人被捕 6500至7500人逃往國外[8] | ||||||
巴黎公社(法語:Commune de Paris,發音:[kɔmyn də paʁi])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共和历79年风月27日)到5月28日(牧月8日)统治巴黎并且宣布要接管法国全境的政府。[9]由于公社卫队杀了两名法国将军,加上公社拒绝承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阿道夫·梯也爾決定派陸軍清場,最终导致了被称为“流血周”的严厉镇压。[10]
由于评论者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公社的描述存在很大分歧,资本主义者或中間派认为它是无政府主义性质;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更有人认为巴黎公社標誌當代世界政治左翼運動崛起與光輝起始里程碑,影響廣大深遠。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寧认为公社既没有依赖于一个先锋队,也没有掌控国家或者企图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府,所以它实际上还是无政府主义。但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是对其国家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因为巴黎公社建立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军队[11]。马克思主义历史學家認為巴黎公社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先驅[12]。
背景
[编辑]1870年9月2日,法蘭西第二帝國在色當之戰中戰敗,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隔天,消息傳至巴黎,震驚且憤怒的民眾走上街頭。擔任攝政的歐仁妮皇后逃離巴黎,法蘭西第二帝國政府迅速垮台。國民議會中的共和派與激進派議員宣布成立新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並組建了“國防政府”,意圖繼續進行戰爭。普魯士王國(1871年1月起為德意志帝國)陸軍則迅速向巴黎進軍。
人口構成
[编辑]1871年,法國社會呈現出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是廣大的農村地區,那裡的人口多信奉天主教且傾向保守;另一方面則是巴黎、馬賽、里昂等城市,這些地方更傾向於共和主義與激進思想。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舉行的1869年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有443.8萬人投票支持拿破崙三世的波拿巴派候選人,而支持共和派或正統派的選票則為335萬張。然而在巴黎,共和派候選人佔了絕對優勢,獲得了23.4萬張選票,而波拿巴派僅獲7.7萬張。[13]
根據官方人口普查,1869年巴黎擁有兩百萬人口,其中約有50萬名產業工人(佔全法國產業工人總數的15%),另有30萬至40萬名在其他各類企業中工作的勞動者。在這些勞工中,僅約4萬人受僱於工廠或大型企業;絕大多數人則從事紡織、家具製造及建築等小型行業。此外,當時巴黎還有11.5萬名僕役和4.5萬名門房。除了法國本土居民外,巴黎還有約10萬名外籍勞工和政治難民,其中以來自義大利和波蘭的人數最多。 [13]
在普法戰爭期間及巴黎圍城戰期間,許多中上階層人士紛紛離開了巴黎。同時,大批難民從法國境內被普軍佔用的地區湧入。由於戰爭和圍城導致工業活動停滯,工人階級和移民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他們構成了公社群眾支持的基礎。[13]
巴黎工人的激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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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不滿情緒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法蘭西王國里昂和巴黎爆發的早期工人起義,即里昂工人起義。[14]許多巴黎人,尤其是工人和下層中產階級,支持建立民主共和國。他們的一項具體訴求是讓巴黎實現自治,並擁有民選的市政委員會;法國的一些小城鎮享有這種權利,但巴黎卻被中央政府拒之門,因為政府對首都那「難以駕馭」的民眾心存戒備。
社會主義運動(如「第一國際」)的影響力日益增長,法國各地有數百個團體加入了該組織。1867年初,巴黎的青銅器產業雇主試圖瓦解工人的工會組織,但被「第一國際」所組織的一場罷工挫敗了。同年晚些時候,巴黎發生了一場公開示威,當局隨即解散了示威活動的執行委員會,並對領導者處以罰款。局勢進一步緊張:「第一國際」的成員們選出了新的委員會,並提出了更激進的綱領;當局則將他們的領導人投入監獄。在1868年「第一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上,該組織展現了更具革命性的立場。「第一國際」在法國工人(即便是在那些未加入該組織的工人中)群體裡也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巴黎及其他大城市。[15]
記者維克多·諾爾被殺一事激怒了巴黎民眾;當局逮捕了那些批評皇帝拿破崙三世的記者,但這不僅沒能讓局勢平息,反而火上澆油。1870年初曾發生過一次未遂政變,但在5月份的憲法全民公投之後,緊張局勢有了顯著緩解。由拿破崙三世於7月發起的對普魯士王國的普法戰爭,起初引發了愛國主義熱潮。[16]
激進分子與革命者
[编辑]巴黎歷來是法國激進運動的大本營。在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期間,革命者曾走上街頭推翻政府;此外,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以及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義等後續嘗試,雖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也同樣發生在巴黎。
在「巴黎公社」時期,巴黎的各類激進與革命團體中,「激進共和派」屬於最保守的一派。該派別成員包括年輕的醫生、後來出任法國總理的乔治·克列孟梭,當時他既是國民議會議員,也是巴黎第18區的區長。克列孟梭曾試圖在公社與政府之間斡旋,尋求妥協,但雙方都不信任他。在法國農村地區的議員們眼中,他被視為極為激進;而在公社領袖看來,他又顯得過於溫和。
巴黎最極端的革命者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追隨者。布朗基是一位極具個人魅力的職業革命家,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17]他擁有約一千名追隨者,其中許多人配備了武器,並被編成每組十人的「秘密小組體系」。各小組獨立運作,互不知曉其他小組成員的身份,僅透過暗號與各自的領導人保持聯絡。布朗基曾撰寫一本名為《武裝起義指南》的革命手冊,旨在為追隨者提供行動指導。儘管人數不多,但布朗基主義成員卻是公社中紀律最嚴明的戰士,其中幾位還擔任了公社的高層領導職務。
巴黎圍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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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0年9月20日,普魯士王國陸軍已包圍巴黎,並在距離法軍前線僅2000公尺(6600英尺)處紮營。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國防政府主席路易·朱爾·特羅胥將軍指揮下,巴黎城內的法軍正規部隊僅有5萬名職業士兵;當時法軍主力部隊的大多數官兵要么已淪為戰俘,要么被困在梅斯,遭德軍重重包圍。因此,這些正規軍也得到了約5,000名消防隊員、3,000名國家憲兵以及1.5萬名海軍人員的支援。[18]此外,還有「機動衛隊」協助正規軍作戰;這些新兵缺乏訓練與經驗,其中1.7萬人來自巴黎,7.3萬人來自外省。這其中包括20個營來自布列塔尼的士兵,他們幾乎不會說法語。[18]
巴黎城內規模最大的武裝力量是「國民自衛軍」,人數約30萬人。他們同樣缺乏訓練與經驗,並按居住街區進行編組。來自上層和中產階級區的成員傾向於支持中央政府,而來自工人階級街區的成員則更為激進,政治參與度也更高。許多單位的自衛軍成員以紀律渙散著稱;有些單位拒絕穿戴制服,在執行命令前往往要求先進行討論,甚至拒絕服從命令,並堅持要求擁有選舉本單位軍官的權利。來自工人階級街區的國民自衛軍成員,後來成為了「公社」的主要武裝力量。[18]
最初的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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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普軍包圍了這座巴黎,激進派團體意識到「國防政府」手頭兵力不足,難以自保,於是發起了最初針對該政府的示威活動。9月19日,來自美麗城、梅尼爾蒙唐、拉維萊特、蒙魯日、聖安托萬郊區和聖殿郊區等主要工人階級行進至市中心,要求選舉產生一個新「公社」政府。他們遭到了效忠於「國防政府」的正規軍部隊的阻攔,最後和平散去。10月5日,5,000名抗議者從美麗城遊行至巴黎市政廳,要求立即舉行市政選舉並配發步槍。 10月8日,在“第一國際”成員歐仁·瓦爾蘭的帶領下,數千名國民自衛軍士兵向市中心進發,高呼“公社萬歲!”,但隨後也和平散去,未發生衝突。
10月下旬,路易·朱爾·特羅胥將軍發動了一系列武裝進攻,試圖打破德軍的包圍,結果損失慘重,且未能成功。9月27日,連接巴黎與法國其他地區的電報線已被德軍切斷。10月6日,國防部長萊昂·甘必大乘坐熱氣球離開巴黎,試圖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針對德軍的抵抗力量。[19]
10月31日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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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巴黎收到消息稱,自8月起便被普軍圍困在梅斯的16萬法軍已經投降。同一天,法軍在勒布爾熱之戰試圖打破巴黎包圍圈的行動也宣告失敗,並蒙受了慘重損失。10月31日,巴黎各主要革命派別的領導人,包括布朗基、費利克斯·皮亞和路易·夏爾·德勒克呂茲在巴黎市政廳組織了新一輪示威活動,抗議國防政府主席路易·朱爾·特羅胥將軍及其政府。1.5萬名示威者(其中一些人攜帶了武器)冒著傾盆大雨聚集在市政廳前,要求特羅胥辭職,並宣布成立「公社」。市政廳傳出了槍聲,其中一發子彈險些擊中特羅胥;示威者隨後湧入大樓,要求組建新政府,並擬定了一份新政府成員名單。[20]
最激進派別的領導人布朗基在附近的塞納省政府辦公大樓設立了自己的指揮部,向追隨者發布命令和法令,企圖建立屬於他自己的政府。然而,就在市政廳內籌組新政府之際,效忠於特羅胥將軍的國民自衛軍和機動衛隊趕到現場,在未發生暴力衝突的情況下重新控制了市政廳。到了下午三點,示威者在獲得安全撤離的保證後離開現場,這場短暫的起義隨之結束。[20]
11月3日,巴黎當局組織了一次全民公投,詢問巴黎選民是否信任「國防政府」。結果顯示,557,996人投下贊成票,62,638人投反對票。兩天后,巴黎二十個行政區的區議會投票選舉區長;其中五個區的議會選出了激進反對派候選人,包括德勒克呂茲以及來自蒙馬特的年輕醫生喬治·克列孟梭。[21]
與普魯士的談判;持續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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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和10月間,國民議會保守派領袖阿道夫·梯也爾出訪歐洲多國,與英國、俄羅斯及奧匈帝國的外交大臣進行磋商,結果發現這些國家均不願支持法國對抗普魯士。他向政府報告稱,除了談判達成停戰協定外,別無他途。11月1日,他前往當時已被普軍佔領的圖爾,與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會面。這位俾斯麥提出了割讓整個阿爾薩斯地區及洛林部分地區(阿爾薩斯—洛林),並要求巨額戰爭賠款的條件。「國防政府」決定繼續戰爭,並組成新軍以對抗普魯士。11月10日,新組建的法軍在庫爾米耶取得了一場勝利;然而,11月29日,奧古斯特-亞歷山大·迪克羅將軍試圖在尚皮尼發起突圍,最終以失敗告終,法軍損失了4,000名士兵,而德軍傷亡1,700名士兵。
在圍城期間,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愈發艱辛。12月,氣溫驟降至攝氏零下15度,塞納河結冰長達三週。巴黎市民面臨糧食、薪柴、煤炭和藥品的嚴重短缺。夜幕降臨後,整座城市幾乎陷入一片漆黑。與外界唯一的聯絡方式,僅限於熱氣球、信鴿,或是將信件裝入鐵球內順著塞納河漂流出去。城內流言四起,各種陰謀論甚囂塵上。由於常規食物供應耗盡,飢腸轆轆的市民們不僅吃光了城市動物園裡的大多數動物,最後甚至被迫以老鼠為食。
到了1871年1月初,俾斯麥及普軍方面也對這場曠日持久的圍城戰感到厭倦。他們在巴黎週邊的堡壘中部署了72門120毫米和150毫米口徑的火砲,並於1月5日開始對巴黎進行晝夜不停的轟炸。每天有300至600枚砲彈落入巴黎市中心。[22]
起義與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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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月11日至19日間,法軍在四個戰線均遭敗績,巴黎則面臨飢荒。特羅胥將軍收到巴黎省長的報告稱,在美麗城、拉沙佩勒、蒙馬特和格羅-卡尤等工人階級聚居區的政治俱樂部及國民自衛軍中,針對政府和軍事領導人的不滿日益高漲。[23]
1月22日中午,三、四百名國民自衛軍成員及激進團體成員(其中多數為布朗基派)聚集在巴黎市政廳外。當時,一支來自布列塔尼的機動衛隊營駐紮在市政廳內,以防遭到襲擊。示威者提出要求,主張軍隊應置於文官政府的管轄之下,並立即舉行公社選舉。現場氣氛緊張,午後時分,雙方爆發了交火;雙方均指責是對方先開火。事件造成六名示威者死亡,軍隊隨後清場。政府迅速查禁了兩份刊物:德萊克呂茲創辦的《覺醒報》(Le Reveil)和皮亞創辦的《戰鬥報》(Le Combat),並逮捕了83名革命者。[24]
同時,身處波爾多的「國防政府」領導人認定戰爭已無法繼續。1月26日,他們簽署了停火與休戰協議,其中包含針對巴黎的特殊條款:巴黎城不會被德意志帝國佔領;正規軍士兵需交出武器,但不會被俘;巴黎須支付2億法郎的賠款。應朱爾·法夫爾的請求,俾斯麥同意德意志帝國陸軍不對國民自衛軍實施繳械,以便維持城內秩序。[25]
梯也爾上任;1871年議會選舉
[编辑]位於波爾多的國防政府宣佈於1月底舉行全國選舉,選舉隨後在2月8日,即宣布後的第十天進行。法國的大多數選民來自農村,信奉天主教且立場保守,這一點在選舉結果中得到了體現:2月在波爾多集結的645名代表中,約有400人支持建立君主立憲制,擁戴的對像是波旁王朝(正統派)尚博伯爵亨利(查理十世之孫)或奧爾良王朝(奧爾良派)巴黎伯爵腓力親王(路易-腓力一世之孫)。[26]
在新議會中,200名共和派人士裡有80人曾屬於奧爾良派(即腓力的支持者),持溫和保守立場。他們的領袖是阿道夫·梯也爾,他在26個省份當選,是所有候選人中當選省份最多的。另有數量相當的激進共和派人士,包括朱爾·法夫爾和茹費理;他們主張建立沒有君主的共和國,並認為簽署和平條約已不可避免。最後,在極左派陣營中,還有激進共和派和社會主義者,包括路易·布朗、萊昂·甘必大和喬治·克列孟梭。這一派別在巴黎佔據主導地位,贏得了巴黎全部42個席位中的37個。[27]
2月17日,新議會選出74歲的梯也爾擔任第三共和國的行政首長(事實上的法國總統)。人們認為他是最有可能實現和平並恢復秩序的候選人。梯也爾長期以來一直反對與普魯士開戰,他成功說服議會,使之認識到實現和平的必要性。隨後,他前往凡爾賽會見俾斯麥和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2月24日,雙方簽署了停戰協定。

建立
[编辑]關於巴黎大砲的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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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結束後,巴黎城內留下了400門老舊的青銅前膛砲,這些大砲最初是由巴黎民眾透過募款出資購買的。當時,由激進派主導的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決定,將這些大砲安置在美麗城、肖蒙高地和蒙馬特等工人階級聚居區的公園裡;此舉既是為了防止大砲落入正規法國陸軍手中,也是為了防範中央政府可能發起的攻擊。同時,總統梯也爾也堅決主張將這些大砲置於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克列孟梭與幾位革命者私交甚篤,他曾試圖從中斡旋,提出一種折中方案:讓部分大砲留在巴黎,其餘則移交給軍隊。然而,無論是梯也爾或國民議會,都拒絕了他的提議。身為第三共和國的總統,梯也爾急於在巴黎恢復秩序與中央權威,而這些大砲恰恰成了這種權威的象徵。此外,國民議會也拒絕延長戰時實施的債務償還暫緩令,並查封了兩份激進派報紙,儒勒·瓦萊斯創辦的《人民呼聲報》(Le Cri du Peuple)和亨利·羅什福爾創辦的《口令報》(LeMot dOrdre)進一步舉報了巴黎激派的情緒化。梯也爾也決定將國會和政府從波爾多遷往凡爾賽(而非巴黎),以避免示威活動的壓力;這項決定令國民自衛軍和各激進政治團體愈發憤怒。[28]
1871年3月17日,梯也爾與其內閣成員召開會議,出席者還包括巴黎市長茹費理、國民自衛軍司令路易·多雷爾·德·帕拉迪納將軍,以及駐巴黎正規軍指揮官約瑟夫·維努瓦將軍。梯也爾在會上宣布了一項計畫:隔天派遣軍隊去接管這些大砲。該計劃起初遭到了戰爭部長阿道夫·勒弗洛、多雷爾·德帕拉迪納以及維努瓦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舉為時過早,因為當時軍隊兵力不足,紀律渙散,士氣低落;許多部隊甚至已經高度政治化,變得不可靠了。維努瓦主張應等到德國釋放法國戰俘、軍隊恢復完整戰力後再行動。梯也爾則堅持必須盡快展開預定行動,以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如果奪取大砲的行動未能成功,政府將撤出巴黎市中心,集結兵力,隨後再以壓倒性優勢發動進攻,正如他們在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義期間所採取的策略那樣。內閣採納了他的決定,維努瓦隨即下令於隔天啟動這項行動。[29]
公社政變失敗與政府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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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清晨,兩支政府軍部隊登上蒙馬特高地,那裡存放著數量最多的火砲,共170門。當時,已有一小隊革命派國民自衛軍駐守於此。克洛德·勒孔特將軍率領的部隊與國民自衛軍之間發生了短暫的對峙;一名叫蒂爾潘(Turpin)的自衛軍成員中彈,後傷重不治。槍擊事件的消息迅速傳開,週邊各地的國民自衛軍成員,以及包括克萊孟梭在內的其他人,紛紛趕往現場與這些部隊對峙。[30]

儘管軍隊已成功控制了美麗城、肖蒙高地及其他戰略要地,但在蒙馬特,人群卻越聚越多,局勢也愈發緊張。由於本應運走大砲的馬匹遲遲未到,政府軍部隊陷入了動彈不得的境地。隨著士兵們被人群包圍,他們開始脫離隊伍,轉而加入人群。勒孔特將軍試圖撤退,並下令士兵裝填彈藥、裝上刺刀。他曾三次下令開火,但士兵都拒絕執行。一些軍官被解除了武裝,並在克列孟梭的保護下被帶到蒙馬特市政廳。勒孔特將軍及其參謀人員則被國民自衛軍成員和譁變的士兵扣押,隨後被帶至位於「紅堡」舞廳內的國民自衛軍當地指揮部,該指揮部由西蒙·夏爾·邁耶(Simon Charles Mayer)上尉負責。[31]這些軍官在途中遭到了人群的投石、毆打、威脅與侮辱。午後時分,勒孔特及其他軍官被一群自稱為「第18區警戒委員會」(Committee of Vigilance of the 18th arrondissement)的人帶到了薔薇路6號;該組織要求對他們進行審判並處決。[32]


下午5點,國民自衛軍又俘虜了一個重要人物:雅克·萊昂·克萊芒-托馬斯將軍。他是一位堅定的共和派,以治軍嚴苛著稱;1848年6月,他曾參與鎮壓反對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巴黎工人六月起義起義。由於堅持共和信仰,他曾遭拿破崙三世逮捕並被流放,直到帝國覆滅後才返回法國。在巴黎圍城戰期間,他推行嚴厲的紀律,這使他深受蒙馬特和美麗城地區國民自衛軍成員的痛恨。[33]當天早些時候,他身著便服試圖打探局勢,卻被一名士兵認出並遭逮捕,隨後被帶到了薔薇路的一處建築內。 3月18日下午5點半左右,聚集在羅齊耶街的國民自衛軍成員和勒孔特團的逃兵群情激憤,他們抓住克萊芒-托馬,用槍托毆打他,將他推入花園,並向他連開數槍。幾分鐘後,他們又以同樣的方式殺害了勒孔特將軍。不久後,讓·卡西米爾·費利克斯·居永醫生在檢查屍體時發現,克萊芒-托馬的遺體上有40發子彈,而勒孔特的背部則有9發子彈。[34][35]上午晚些時候,奪回大砲的行動宣告失敗,巴黎各工人階級聚居區紛紛出現人群聚集和街壘。維努瓦將軍下令軍隊撤退至塞納河畔;梯也爾撤往凡爾賽,以便在那裡集結足夠兵力奪回巴黎,鎮壓猖狂的巴黎公社。

3月18日下午,在政府奪取蒙馬特大砲的行動失敗後,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下令三個營去佔領巴黎市政廳,他們誤以為政府就設在那裡。然而,他們並不知道,總統梯也爾、政府官員及軍事指揮官當時實際上身處奧賽堤岸的外交部大樓內,並在得知情況後經由布洛涅林苑逃離了巴黎撤往凡爾賽;市政廳大門敞開,守衛寥寥無幾。當時他們還不知道法國元帥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即日後負責指揮鎮壓公社軍隊的統帥剛從德國的關押中獲釋,回到了他在巴黎的家中。他一獲悉起義的消息,便動身前往火車站;此時,國民自衛軍已在車站設卡,盤查離城旅客的身份。一位同情他的站長將他藏在辦公室內,並協助他登上火車,使他得以逃離巴黎躲過一劫。就在他身處火車站時,由巴黎公社中央委員會派出的國民自衛軍也抵達了他的住所,試圖搜捕他。[36][37]
在維努瓦將軍的建議下,梯也爾下令將駐紮在巴黎的所有法國陸軍正規軍(約4萬人,包括部署在城市週邊堡壘中的部隊)撤往凡爾賽;同時要求各部隊在凡爾賽重新集結,並將所有政府部門從巴黎撤出。
國民警衛隊接管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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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當第三共和國政府在波爾多進行組織籌備工作時,巴黎也出現了一個與之抗衡的新政府。根據停戰協定,國民自衛軍本應被解除武裝,但實際上並未執行;當時國民自衛軍名義上擁有260個營,每營1500人,總計39萬人。[38]2月15日至24日間,由國民自衛軍選出的約500名代表開始在巴黎集會。3月15日,即國民自衛軍與正規軍因大砲問題發生對峙前夕,由國民自衛軍各組織組成的聯合體選出朱塞佩·加里波第為領導人(當時他身在意大利,婉拒了這一頭銜),並成立了一個由38名成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將總部設在巴士底廣場與羅凱特街(Rue de la Roquette)之間巴斯弗魯瓦街(Rue Basfroi)上的一所學校內。新成立的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首項決議,便是拒絕承認由梯也爾任命的國民自衛軍官方指揮官多雷爾·德·帕拉迪納(D'Aurelle de Paladines)將軍,以及巴黎軍事總督維努瓦將軍的權威。[39]
3月18日深夜,當得知正規軍正在撤離巴黎時,國民自衛軍各部迅速行動,接管了城市。布朗基的追隨者率先採取行動,迅速進入拉丁區,控制了存放在先賢祠內的火藥,並佔領了奧爾良火車站。四個營跨過塞納河,奪取了警察局總部;其他部隊則佔領了位於旺多姆廣場的國民自衛軍舊總部以及司法部。當晚,國民自衛軍進駐了政府撤出後留下的辦公場所,迅速接管了財政部、內政部和戰爭部。隔天上午8點,中央委員會在巴黎市政廳召開了會議。當天結束時,兩萬名國民自衛軍士兵帶著數十門大砲,在巴黎市政廳前的廣場上駐紮,呈現出一派勝利的景象。市政廳上方升起了一面紅旗。[40]
以布朗基派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極左翼成員主張立即向凡爾賽進軍,驅散梯也爾的法國政府,並將他們公社的權威強加於全法國;但委員會中的多數派則希望先在巴黎建立起更穩固的合法權威基礎。委員會正式解除了戒嚴狀態,任命了負責管理政府的委員會,並宣布將於3月23日舉行選舉。他們也派遣了一個由巴黎各區區長組成的代表團(由克列孟梭帶隊)前往凡爾賽,與梯也爾進行談判,試圖為巴黎爭取一種特殊的獨立地位。
1871年3月22日,一群打著「和平之友」旗號的示威者試圖進入旺多姆廣場,但被國民自衛軍士兵攔住。在遭到對方射擊後,這些士兵向人群開火,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傷。[41]這事件被稱為「和平路大屠殺」。[42]
組織與早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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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新公社在歡欣鼓舞的氣氛中召開了首次會議。成員們通過了十幾項提案,其中包括:授予布朗基榮譽主席稱號;廢除死刑;廢除徵兵制;派遣代表前往其他城市協助建立公社;以及一項決議,規定巴黎公社成員不得同時擔任國民議會議員。此舉主要針對的是巴黎第二區共和派區長皮埃爾·蒂拉爾,他當時既當選為公社委員,又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鑑於新公社採取了更激進的政治路線,蒂拉爾及其他約二十名共和派人士認為,退出公社是明智之舉。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公社也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應予保密;因為公社實際上正處於與凡爾賽政府的戰爭狀態中,不應讓敵人知曉其意圖。[43]
依照較激進成員所提議的模式,新政府不設主席、市長或總司令。公社首先設立了九個委員會(類似國民議會下設的委員會),負責管理巴黎的各項事務。這些委員會統一向「執行委員會」報告工作。在通過的首批措施中,有一項規定:廢除徵兵制;除國民自衛軍外,不得組成或引入任何其他武裝力量進入首都;所有身體健康的男性公民均自動成為國民自衛軍成員。這項新體制存在著一個重大缺陷:國民自衛軍其實有了兩套指揮系統。他們既要向「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報告,又要向「執行委員會」報告;至於在與梯也爾的法國政府不可避免的戰爭中,究竟由哪一方負責指揮,卻並不明確。[44]
社会法案
[编辑]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党人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不到60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 政教分离
- 妇女选举权
- 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的免除(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
- 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的夜班的废除
- 向在服役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
- 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20法郎的生活用品,他们担心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
- 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原主人可以獲得补偿
- 废除官员的高薪制,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年薪不超过6000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81年费里法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一个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勒梅尔,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夫,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45]。著名形象如路易丝·米歇尔,“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后来被送到新喀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军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布兰彻广场(Place Blanche)。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的在围城期间在各地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指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至今,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與第三共和國的戰爭
[编辑]雙方動員與政府軍發動的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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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爾賽,法國總統阿道夫·梯也爾估計他需要15萬人才能奪回巴黎,而當時他手上僅有約2萬名可靠的一線士兵,外加約5000名憲兵。他迅速著手組建一支全新的、可靠的法國陸軍正規軍。這些士兵中,大多數是根據停戰協定剛被德軍釋放的戰俘;其餘人員則從各省的軍事單位調集而來。梯也爾選擇了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元帥來統帥這支新軍。麥克馬洪曾率領法軍協助薩丁尼亞王國在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對奧地利帝國取得勝利並因此成名,在色當之戰中曾身受重傷。他在軍隊內部乃至全國各地都享有極高的聲望。3月30日,即政府軍在蒙馬特遭遇潰敗後不到兩週,他們便已開始在巴黎郊外與國民自衛軍發生小規模交火。
政府軍率先發動了攻擊。3月21日,他們佔領了瓦萊里安山要塞,此處此前竟被公社的「聯邦軍」(fédérés)所忽略,未曾派兵駐守。這一據點俯瞰巴黎整個近西郊,使政府軍佔據了相當大的優勢。 3月30日,加斯東·加利費將軍佔領了庫爾布瓦環島;4月2日,凡爾賽軍隊奪取了庫爾布瓦和皮托(Puteaux),迫使「聯邦軍」向塞納河畔訥伊方向撤退。
公社進軍凡爾賽失敗
[编辑]4月1日,巴黎公社軍事委員會成員、公社執行委員會成員、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成員舉行了會議。他們決定在五天內對駐紮在凡爾賽的政府軍發動攻勢。4月2日上午,五支國民自衛軍營隊率先發動進攻,經由訥伊橋跨越塞納河。國民自衛軍很快就被政府軍擊退,約十二名士兵陣亡。凡爾賽軍隊的一名軍官,隸屬醫療部隊的一名外科醫生在戰鬥中喪生;國民自衛軍士兵誤將其製服認作憲兵制服。政府軍俘虜了五名國民自衛軍士兵;其中兩人是政府軍的逃兵,另外兩人被捕時手中仍持有武器。巴黎軍區司令維努瓦將軍曾下令,凡是身為政府軍逃兵的俘虜,一律就地槍決。政府軍指揮官喬治·布朗熱上校則更進一步,下令將這四名俘虜全部處決。在隨後幾週的激烈戰鬥中,將繳獲武器的俘虜就地槍決的做法變得十分普遍。[46]
儘管初戰失利,公社領導人仍堅信,就像在蒙馬特發生的那樣,政府軍士兵會拒絕向國民自衛軍開火。他們籌劃了一場大規模攻勢,投入27,000名國民自衛軍士兵,編成三個縱隊向前推進。依照計劃,他們應在24小時後會師於凡爾賽宮門前。4月3日上午,部隊出發了。他們既沒有騎兵負責側翼掩護,也沒有砲兵支援,更缺乏糧食、彈藥儲備和救護設施,卻依然自信能夠迅速取勝。他們經過城外的堡壘防線時,以為這些堡壘仍由國民自衛軍把守;事實上,政府軍早在3月28日就已重新佔領了這些被遺棄的堡壘。國民自衛軍很快便遭到猛烈的砲火和步槍射擊,陣型隨即潰散,士兵們紛紛逃回巴黎。過程中,凡是被俘時持有武器的國民自衛軍士兵,再次遭到了政府軍部隊的就地處決。[47]
公社抓人質
[编辑]針對軍隊處決俘虜的行為,公社領導人於4月5日頒布了一項新法令-《人質法令》。該法令僅在起義即將被鎮壓(即「五月流血周」)時付諸實行。根據法令,任何被指控與凡爾賽政府有勾結的人,都可立即被逮捕、監禁,並由特別起訴陪審團]]進行審判。凡經陪審團裁定有罪者,即成為「巴黎人民的人質」。法令第5條規定:「凡發生處決戰俘或巴黎公社支持者的行為,必將立即導致根據第4條所扣押的人質中,有三倍數量的人被處決。」戰俘會被帶到陪審團面前,由陪審團決定釋放或作為人質扣押。[48]
凡爾賽的國民議會在次日作出回應,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軍事法庭在24小時內對嫌疑人進行審判並予以懲處。埃米爾·左拉寫道:
就這樣,我們巴黎公民陷入了兩項可怕的法律之間:一項是公社恢復的『嫌疑人法』,另一項則是國民議會即將通過的『快速處決法』。他們不再是用大砲交火,而是在用法令進行相互屠殺。[49]
在公社覆滅前,約有一百名人質(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被公社方面處死。[48]
激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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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隨著法國陸軍穩步逼近巴黎,公社內部出現了分歧:究竟應將軍事防禦置於絕對優先地位,還是應優先保障政治與社會自由及推進改革?以布朗基派和更激進的革命者為首的多數派,得到了皮亞創辦的《復仇者報》(Le Vengeur)和韋爾梅什創辦的《杜歇老爹報》(*Le Père Duchesne*)的支持,主張優先考慮軍事事務。而《公報》(La Commune)、《正義報》(La Justice)以及儒勒·瓦莱斯創辦的《人民呼聲報》(Le Cri du Peuple)則擔心,一個更趨向威權主義的政府會摧毀他們所追求的那種「社會共和國」。不久,公社委員會在強烈的反對聲中投票通過,決定成立「治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即「救國委員會」);該機構的名稱和模式均效仿自法國大革命後1793年至1794年「恐怖統治」時期的同名機構。由於這個名稱所蘊含的歷史聯想,許多公社成員反對成立該委員會。
該委員會被授予了廣泛的權力,以搜捕並監禁公社的敵人。在拉烏爾·里果的領導下,委員會展開了一系列逮捕行動,被捕者通常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與敵方互通情報,或侮辱公社。被捕者包括榮軍院院長、埃德蒙-夏爾·德·馬爾坦普雷將軍,他被指控曾導致1851年12月革命者遭暗殺,以及國民自衛軍的多位指揮官(其中包括古斯塔夫·克呂澤雷)。此外,一些高級神職人員也被捕,包括巴黎大主教喬治·達爾布瓦、副主教拉加爾德神父,以及馬德萊娜教堂的德蓋裡神父。這種扣押人質以備日後進行報復的政策,遭到了公社支持者中一些人的譴責;維克多·雨果便在4月21日於布魯塞爾發表的一首題為《拒絕報復》(No Reprisals)的詩中,對此提出了批評。[50]4月12日,里果向凡爾賽政府提議用達爾博伊總主教及其他幾位神職人員,交換當時被監禁的布朗基。梯也爾拒絕了這項提議,理由是此舉會助長更多扣押人質的行為。5月14日,里戈再次提議用70名人質交換這位極左翼領導人,但梯也爾仍拒絕。[51]作為回應,一群暴徒襲擊了梯也爾當時空無一人的巴黎住所,拿走了他所有的個人物品,隨後又放火燒毀了這所房子。
國民警衛隊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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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黎所有身體健全的男性都被強制要求加入國民自衛軍,因此在5月6日,巴黎公社名義上擁有一支約20萬人的軍隊;但實際人數要少得多,估計在2.5萬至5萬人之間。 5月初,據報導有20%的國民自衛軍成員擅離職守。[2]
到巴黎公社運動結束時,共有43,522人被俘,7,000至8,000名公社社員流亡海外,另有約1萬至1.5萬名公社社員在戰鬥中喪生;據此推算,公社方面的總兵力約為6.5萬人。
國民自衛軍的軍火庫中存有數百門大砲和數千支步槍,但實際投入使用的僅有一半大砲和三分之二的步槍。巴黎的城牆上雖然架設了重型海軍火砲,但受過操作訓練的國民自衛軍士兵卻寥寥無幾。4月底至5月20日期間,受過訓練的砲兵人數從5,445人銳減至2,340人。[2]
國民自衛軍的軍官由士兵選舉產生,其領導能力和軍事素質參差不齊。古斯塔夫·克呂澤雷在5月1日被免職前曾擔任國民自衛軍總指揮;他試圖加強部隊紀律,解散了許多不可靠的單位,並要求士兵入住軍營而非留宿家中。他也招募了一些有軍事經驗的人擔任軍官,其中不少是1863年俄羅斯帝國鎮壓「一月起義」後逃亡至法國的波蘭人;這些人在巴黎公社的最後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52] 其中包括波蘭貴族、前俄軍軍官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將軍,他曾被任命為塞納河右岸公社部隊的指揮官。5月5日,他又被任命為巴黎公社全軍的總指揮。東布羅夫斯基一直擔任這一職務,直至5月23日;當天,他在保衛城市街壘時陣亡。[53]
攻占伊西堡
[编辑]在巴黎週邊,伊西堡是一個關鍵的戰略要地。它位於巴黎城南,靠近凡爾賽門,扼守著軍隊進入巴黎的通道。該堡壘的守軍由萊昂·梅吉(Leon Megy)指揮。梅吉曾是一名機械師,也是一位激進的布朗基主義者;他曾因殺害一名警察而被判處20年苦役。獲釋後,他曾領導激進革命者奪取了馬賽警察局。回到巴黎後,他被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授予上校軍銜,並於4月13日受命指揮伊西堡。

政府軍指揮官埃內斯特·德西塞將軍對該堡壘展開了系統性的圍攻和猛烈砲擊,持續了整整三天三夜。同時,在麥克馬洪元帥的許可下,德西塞向梅吉上校傳話:如果守軍投降並交出堡壘,便可保全性命,並允許他們攜帶個人物品和武器返回巴黎。梅吉上校下達了撤離命令。4月29日至30日夜間,大部分士兵撤出堡壘返回巴黎。然而,撤離的消息傳到了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公社那裡。在西塞將軍及其麾下的凡爾賽軍隊佔領堡壘之前,國民自衛軍迅速調派增援部隊趕到,重新佔領了所有陣地。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克呂澤雷將軍因此被免職並投入監獄。西塞將軍隨即恢復了對堡壘的猛烈砲擊。守軍堅持抵抗至5月7日至8日夜間;由於無法再抵禦後續進攻,堡壘內剩餘的國民自衛軍士兵決定撤離。國民自衛軍新任指揮官路易·羅塞爾發布了一則簡短的通報:「伊西堡上空已飄揚起三色旗,該堡壘昨日已被守軍棄守。」由於堡壘被棄,巴黎公社解除了羅塞爾的職務,並由德勒克呂茲接任。德勒克呂茲雖是堅定的公社支持者,但他只是一名記者,並無任何軍事經驗。[54]
隨後爆發了激烈的戰鬥,麥克馬洪的軍隊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直抵巴黎城牆。5月20日,麥克馬洪部署在蒙特勒圖、瓦萊里安山、布洛涅、伊西和旺沃的砲兵陣地,向巴黎西部街區歐特伊、帕西和特羅卡德羅發動了砲擊,砲彈甚至落在了星形廣場附近。東布羅夫斯基報告稱,他先前派往「日之角」(Point du Jour)至歐特伊門(Porte d'Auteuil)之間城牆防線的士兵已經撤入城內;目前他麾下僅剩4000名士兵駐紮在拉米埃特,2000人在塞納河畔訥伊,另有200人分別駐守在塞納河畔阿涅爾和塞納河畔聖旺。「我缺乏砲兵和工兵,無法阻止這場災難。」[55]5月19日,當公社執行委員會正在開會,審議前軍事指揮官克呂澤雷因丟失伊西要塞而應承擔的責任時,公社收到了消息稱,法國陸軍已經進入了巴黎的防禦工事內。
政府鎮壓
[编辑]5月21日:軍隊進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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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利克斯·杜埃將軍的部隊經由「日出點」(Point-du-Jour)城牆進入了巴黎,當時這裡並無守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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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從「茹爾角」(Point-du-Jour)處未設防的城牆地段進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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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貴族雅羅斯拉夫·東布羅夫斯基和巴黎公社的高級軍事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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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在巴黎凱旋門頂部的國民自衛軍砲兵連
5月21日星期日下午,儘管凡爾賽宮砲台外炮火轟鳴,一場為孤兒和戰爭受害者籌集資金的慈善音樂會在杜樂麗花園如期舉行,吸引了大約八千人參加。原本計劃在協和廣場舉行,但由於轟炸而移至杜樂麗宮。音樂會結束時,司儀承諾凡爾賽軍隊永遠不會進入這座城市,並將於下週日在同一地點舉行另一場音樂會。但到了接下來的星期日,公社已不復存在。[56]
本週開始時,公社有兩個政府:中央委員會聲稱控制國民警衛隊,公共安全委員會也聲稱負責保衛公社。那天公社的軍隊名義上有20萬人,但實際上,在幾個不同的指揮下,做好戰鬥準備的人不超過6萬人。有許多獨立單位,例如“共和軍”和“蒙馬特拉斯卡”,它們不聽從中央命令。砲兵也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分支,不受公社軍指揮[57]
5月21日下午,政府軍的一名特工在城牆外紮營,探索了日角城牆附近的地區,發現城牆上沒有公社軍隊把守。費利克斯·杜埃將軍向帕特里斯·麦克马洪元帥和最高指揮部發電報,軍隊立即開始將部隊從缺口調入城市。[56]
波蘭貴族兼該地區公社指揮官雅羅斯拉夫·東布羅夫斯基將軍正在他位於米埃特堡的總部。當他得知入侵事件後,他迅速通知公社戰爭部長和公社領導人德勒斯克魯茲,要求增援,並宣布將於1900年發動反擊。然而,德勒斯呂茲拒絕承認凡爾賽軍隊已經進城,並拒絕發表任何此類公開聲明。到了晚上,法軍已經鞏固了陣地,大部隊已經進城了。達布羅夫斯基的反擊失敗,隨後達布羅夫斯基消失了幾個小時,並有傳言稱他已被殺。直到第二天早上,公社政府才宣布法國軍隊進入,此時軍隊已在城內生根。[56]
入城後,軍隊分散開來,從後面佔領了兩個主要城門:奧特伊港和凡爾賽港。到了下午晚些時候,六萬名陸軍士兵已經進入城內。帕西和特羅卡德羅很快就被佔領了。當天結束時,陸軍已抵達戰神廣場。[58][59]
隨著軍隊已經進入巴黎的消息傳開,國民自衛軍開始做出反應。保衛這座城市由兩個獨立的組織負責:公共安全委員會(其名稱來自法國大革命期間實施恐怖統治的委員會)和公社中央委員會。沒有集中的軍事領導人,每個街區都有自己的指揮官,也沒有全面的城市防禦計畫。[60][61]
效法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模式,公社的主要防禦活動是建造路障。最雄偉的路障建在里沃利路上的聖雅克廣場入口處和聖但尼路拐角處,以保護公社總部巴黎市政廳。它高六米,深幾米,由鋪路石砌成,有防護溝和隱蔽的射擊陣地。聖雅克廣場、奧伯街、沙托丹街、蒙馬特郊區、洛雷特聖母院、特里尼泰教堂、拉夏貝爾教堂、巴士底獄、肖蒙山、聖米歇爾大道和先賢祠等地都已經或正在建造或開始設立類似的路障。其他的則沿著聖米歇爾大道和聖雅克路開始。防守者很快就遇到了新的問題。中央砲兵委員會就哪些陣地最需要大砲爭論不休。結果,許多路障從未完工或完全武裝。[62]
軍隊進入巴黎後,有幾個因素對公社不利。寬闊的林蔭大道不利於防禦性城鎮戰,而分散的性質不利於不同社區力量之間的聯合行動。城市的每個部分都完全獨立。法國陸軍在數量、指揮和裝備上都具有優勢。到第一天結束時,陸軍已經佔領了該市西部的大部分地區,遠至戰神廣場和特羅卡德羅。
5月22日:築起街壘,爆發最初的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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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法國陸軍向東推進,朝巴黎市中心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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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經由聖克盧門(Porte de Saint Cloud)進入城內,向東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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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著制服的路易絲·米歇爾,公社的女戰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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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什廣場上由女兵把守的公社街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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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處決公社社員
在5月22日的9:30分时,到22日(週一)上午9點30分,已有五萬名法軍士兵進入巴黎。法軍某部指揮官埃內斯特·庫爾托·德西塞將軍在軍事學校設立了指揮部。[63]。
在巴黎公社總部,直到週一清晨才正式拉響警報、敲響鐘聲。路易·夏尔·德莱克吕兹發布了一份公告,號召巴黎市民集結起來保衛城市,公告宣称:“军国主义已经够了!让位给人民,让位给赤手空拳的战斗人员!”[63]這份公告產生的結果適得其反:各營並未匯聚成一股統一的力量,反而四散開來,各自去保衛自己所在的街區。許多名義上屬於國民自衛軍的人員選擇待在家裡。當時還組建了一個婦女營,成員包括積極分子、後來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路易絲·米歇爾;該營被派往巴蒂尼奧勒廣場、布蘭什廣場或克利尼昂庫爾廣場(Place Clignancourt)負責防守。除了國民自衛軍的士兵外,幾乎沒有其他巴黎市民武裝起來並準備投入戰鬥。[64][65]。
隨著軍隊進入巴黎,公社戰士撤離了位於新前線附近的戰爭部。他們未能帶走或銷毀公社武裝力量的檔案與文件,這使得凡爾賽政府掌握了所有公社戰士的姓名及其相關記錄。[66]
當時僅有少數街壘已就位,主要分佈在聖弗洛朗坦街、歌劇院大街和里沃利路等地。國民自衛軍開始修築新的街壘;人們用鋪路石和沙袋匆忙搭建了約九百座街壘。各街區的居民則在地下室準備了避難所。22日下午,雙方爆發了首次激烈的戰鬥,法軍砲兵陣地(位於奧賽碼頭)與國民自衛軍砲兵陣地(位於至杜樂麗宮露台)之間展開了砲兵戰。
5月22日,在巴黎市內的蒙索公園,發生了法軍處決國民自衛軍士兵的首次有記錄事件。戰鬥結束後,15名男性和1名女性俘虜被槍決。這種處決俘虜的做法並非普遍或統一:有些部隊從不殺害俘虜,有些則會立即將其處決,而在後期的戰鬥中,也有部分部隊選擇將俘虜移交給軍事法庭處理。[67][68]
法軍進入巴黎後,很快便因俘獲了大量公社人員而不堪重負。各指揮官採取的做法各不相同。在某些部隊,若公社人員被俘時手持武器,或因接觸火藥導致雙手發黑,便會被立即槍決。此外,身為外國人或曾從正規軍中逃亡的公社戰士,也極有可能遭到即時處決。不過,大多數俘虜還是被移交給了軍事法庭接受審判。[69]
各軍團及師級部隊的指揮部內均設立了軍事法庭。審判法庭設在多個地點,包括軍事學校、蒙索公園、盧森堡宮、旺多姆廣場、北站、第一區和第五區市政廳、先賢祠、國立高等工藝學校等地。[69]
審判結束後,被判死刑的人隨即被帶到附近的刑場;這些刑場包括北站的施工現場、杜樂麗花園的廣場、盧森堡公園、沙特萊廣場、馬扎斯監獄,以及後來隨著軍隊向東推進而啟用的拉雪兹神父公墓。[69]
到22日傍晚,軍隊已抵達聖拉扎爾站和協和廣場,並佔領了蒙帕納斯站。麥克馬洪將軍在特羅卡德羅(Trocadéro)附近設立了指揮部。法國總統阿道夫·梯也爾於當天下午進入巴黎,並在指揮部會見了麥克馬洪。[70][71]
波蘭貴族雅羅斯拉夫·東布羅夫斯基曾是巴黎公社的高級軍事指揮官,但當時有傳言稱,他收受了巨額賄賂,並以此為代價將城市拱手讓給軍隊。他的建議和命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無視。當晚十點,一群公社軍官護送東布羅夫斯基前往市政廳,準備將其移交給「救國委員會」。東布羅夫斯基與幾名不相信這些傳言的軍官共進晚餐,隨後又重返戰鬥。
5月23日:蒙馬特之戰;杜樂麗宮遭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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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的一幅公社主題漫畫,描繪了雅羅斯瓦夫·東布羅夫斯基擊退政府軍的情景。
23日,公社社員撬起巴黎街道上的鋪路石,修築或加強了街壘。清晨,法軍恢復了向東的攻勢。在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期間,法軍已從巷戰中汲取了重要經驗,尤其掌握了攻破街壘的方法:他們不再進行正面強攻,而是採取緩慢而係統的方式,在街壘週邊的建築物牆壁上鑿開通道,並將士兵部署在樓上,從高處向街壘開火。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旦側翼受到威脅,街壘很快就被守軍放棄。國民自衛軍也曾嘗試採用同樣的戰術,但因缺乏相應的工具和人力,無法鑿穿建築物內部的牆壁。
2法軍遭遇的最頑強抵抗發生在蒙馬特,這裡正是公社運動最初爆發的地方。在布朗什廣場和聖雅克廣場(Place Saint Jacques)等地,公社社員修築了大規模的街壘。公社運動初期,國民自衛軍曾從法軍手中繳獲了大量火砲並安置在蒙馬特,但此時這些火砲已因彈藥耗盡而無法使用。在克利希廣場和修女院長廣場,公社戰士曾多次擊退法軍的進攻;然而,控制著城牆外圍區域的德意志帝國軍隊,卻允許法軍沿城牆調動兵力,從而對公社武裝形成了側翼包抄。蒙馬特方面曾向位於巴黎市政廳的公社總部請求增援和彈藥,但最終一無所獲;各街區被迫陷入了各自為戰的境地。到當天結束時,法軍已實際控制了半座城市,戰線從北部的蒙馬特一直延伸至南部的蒙蘇里公園。[66]
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前往了戰鬥最激烈的地段,並在那裡受了致命傷。在被送往指揮中心的救護車上,他不幸身亡。根據記載,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們還在說我是叛徒嗎?」[72]
傍晚時分,國民自衛軍採取了一種新的戰術;他們開始縱火焚燒那些仍在其控制之下的政府建築,首先遭殃的是至杜樂麗宮。一群縱火者在建築內四處散開,將內部浸滿油料,隨後點燃了火。除了巴黎市政廳和杜樂麗宮外,被公社縱火焚燒的建築還包括:巴黎司法宮(其外牆也曾遭法國軍隊炮火損毀)、財政部、審計法院、榮勳宮、戈布蘭工廠、奧賽宮,以及[[塞納河[]]沿岸的商業碼頭。[72]
5月24日:巴黎市政廳遭焚毀;公社社員、總主教及人質遭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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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4日結束時,法軍已佔領蒙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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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至24日夜間,公社在杜樂麗宮及週邊建築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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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起火,遭法軍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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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沃利路上的街壘戰。實際上,法軍極少對街壘發動正面攻擊;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會從側後方實施迂迴包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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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巴黎總主教喬治·達爾布瓦與其他五名人質一同被巴黎公社的行刑隊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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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布瓦總主教及其他幾名人質遭處決
24日清晨,公社領導人撤離了位於市政廳的指揮部,轉移至巴黎第11區區政府辦公大樓。他們放火燒了市政廳,導致建築內部被徹底燒毀,存放在其中的城市檔案和財產記錄也隨之付之一炬。此舉使得巴黎公社失去了中央指揮中心。
國民自衛軍士兵開始在巴黎聖母院內堆放易燃物,企圖效法焚燒杜樂麗宮及其他政府建築的做法,將這座大教堂付之一炬。凌晨三點,一名來自公社指揮部的官員趕到現場,指出若點燃巴黎聖母院,火勢必將波及鄰近的巴黎主宫医院,而該院當時收治著八百名病人。最終,火被撲滅,大教堂內的人員被疏散;在巴黎公社存續的餘下時間裡,這座大教堂也未再遭受砲擊。[73]
公社中央委員會向凡爾賽的政府軍司令部遞交了一份和平提案。提案內容包括:解散巴黎公社與國會,政府軍撤出巴黎,各大城市選舉產生新政府,並實施大赦。該提案被張貼在巴黎市內尚由公社控制區域的牆上。然而,政府軍司令部決心鎮壓叛亂,對這份和平提案置之不理,並繼續在巴黎市內推進。[74]
由「公共安全委員會」成員古斯塔夫·讓通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前往位於第11區區政府的公社新指揮部,要求立即處決關押在拉羅凱特監獄的人質。公社檢察官泰奧菲爾·費雷起草了一份處決六名人質的命令。讓通隨後前往監獄,在拿到的人質名單中挑選了六人,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喬治·達爾布瓦以及三名神父。監獄長表示,若無公社明確的指令,他拒絕交出大主教。讓通隨即派副手返回費雷處,費雷下達了處決命令。隨後,達爾布瓦大主教及另外五名人質被帶到監獄庭院,在牆邊排成一排,遭到了槍決。[75]公社結束後,費雷因其下達的命令而成為重點起訴對象;他是被共和國政府處決的二十多名公社領導人之一。[75]
達爾布瓦大主教的遺骸在與其他被處決的人質共同的墓穴中被發現。他的遺骸隨後被移至巴黎聖母院,如今人們仍可在那裡看到他的陵墓。
5月25日:德勒克呂茲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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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5日,戰事已蔓延至城市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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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夏爾·德萊克呂茲之死的描繪
到5月25日上午,巴黎市的整個西部地區已被法軍控制。前一天夜裡,兵力捉襟見肘的國民自衛軍從第10區的街壘中撤出;至次日上午,這些陣地已被政府軍佔領。在塞納河左岸,法軍佔領了盧森堡公園。國民自衛軍的一支部隊在塞納河畔阿涅爾和塞納河畔訥伊發動反擊,擊退了法軍,並繳獲了三門大砲。
在塞納河右岸,法軍繼續推進。不久,他們佔領了巴黎市政廳的廢墟,並向巴士底廣場公社防線的一個核心據點進發。法軍沒有直接強攻街壘,而是分散開來,穿過週邊的狹窄街道,透過鑿穿牆壁等方式,對公社陣地實施了側翼包抄。[76]法軍沿著大道向義大利廣場推進,途經意大利大街和舒瓦西大街,但這些路段已被巨大的街壘阻斷。國民自衛軍放火焚燒了戈伯蘭掛毯廠以製造混亂,但凡爾賽軍隊通過穿過街區內的花園繞過了街壘。藉此,他們得以從側翼包抄了位於鵪鶉之丘的公社陣地。[76]公社戰士俘虜了一群正試圖逃離巴黎的道明會修道士(共十餘人),隨後將他們槍決。[77]
在巴黎南部邊緣,國民自衛軍仍控制著蒙魯日和比塞特爾兩座堡壘,這使得法軍無法在南部完成對國民自衛軍的合圍。這兩座堡壘的守軍決定放棄陣地,回到各自的街區進行防守。他們未等上級批准,便毀壞了火砲(將砲釘死),隨後撤離。法軍迅速佔領了這些堡壘,並架起自己的火砲,開始轟擊位於伊夫里堡和鵪鶉之丘的公社陣地。[76]
到當天結束時,法軍已完全控制了塞納河左岸。公社社員的主力部隊經由奧斯特利茨橋撤往了右岸。新的前線位於巴士底廣場和水塔廣場一帶,雙方在街壘處展開了激戰。
德勒克呂茲及其他公社領導人將指揮部遷至位於伏爾泰大道上的第13區區政府大樓,但該處隨後遭到了政府軍的攻擊。政府軍包圍並攻佔了國立高等工藝學校及其他關鍵據點。戰線隨之推進至水堡廣場的街壘處。[78]
傍晚7點半左右,德勒克呂茲繫上了象徵公社最高領導人身分的禮儀飾帶,走向水堡廣場的街壘。他爬上街壘頂端,完全暴露在政府軍的視野之下,隨即中彈身亡。[78]
5月26日:攻占巴士底廣場;更多處決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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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在阿克索街(Rue Haxo)處決六十四名人質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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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軍在先賢祠台階上處決記者讓-巴蒂斯特·米利埃爾
5月25日至26日夜間,法軍佔領了巴黎公社放棄的幾處戰略要地,包括聖安托萬街(Rue Saint-Antoine)上的街壘、里昂火車站、馬扎斯監獄、聖殿廣場以及伏爾泰大道。週五清晨七點,在瓢潑大雨中,戰鬥再次開始。巴黎公社的主要據點位於巴士底廣場以及東北部的圓盤廣場(Place de la Rotonde)一帶。與前幾天一樣,法軍隊並未直接強攻街壘,而是採取了迂迴包抄的戰術。國民自衛軍進行了頑強抵抗,尤其是在聖安托萬郊區一帶,但遭到了法軍猛烈的砲火轟擊。街壘逐漸被側翼包抄,巴士底廣場於下午兩點左右被法軍攻佔。圓盤廣場隨後也遭到了法軍從兩側的包抄。法軍砲兵部署在蒙馬特高地,與下方的地面部隊協同作戰。國民自衛軍試圖阻擊推進的法軍,但各部隊之間以及與公社砲兵之間缺乏有效的聯絡與協調。[79]
下午,十幾名巴黎公社中央委員會成員在第20區的阿克索街(Rue Haxo)召開會議。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公告,呼籲該區市民協助鄰近第19區的國民自衛軍,共同驅逐法軍。這是巴黎公社發布的最後一份公告。[79]
傍晚六點,巴黎公社將62至64名人質(其中包括神職人員和34名憲兵)帶到了美麗城附近的阿克索街。憤怒的人群聚集在此,人質被排成一排靠牆站立,隨後遭到槍決。[80][81]
其餘的公社戰士在從其他街區撤退過來的士兵增援下,佔據了一組街壘。
到26日結束時,法軍已肅清了塞納河左岸的所有抵抗力量。公社控制的區域僅限於東北部的一個半圓形地帶,其中包括肖蒙高地和拉雪茲神父公墓。拉羅通德和美麗城則是公社僅存的據點。
5月27日日:最後階段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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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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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戰役(《世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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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軍隊處決公社社員
到週五晚間,巴黎公社控制的區域已縮減至第20區,主要集中在美麗城和梅尼爾蒙唐等工人階級聚居區。主要的防禦據點包括地形崎嶇且分佈著舊礦道網的肖蒙高地,以及拉雪茲神父公墓。對事件中立,且佔領法國東北部的德國陸軍心照不宣地和法國陸軍站在同一陣線,早已部署在巴黎城牆東面和北面邊界;德軍加強了兵力部署,調入了火砲,並徹底封鎖了城市邊界。國民自衛軍既無法從巴黎城外進入該區域,也無法從城內撤離。[82]
巴黎公社中央委員會的剩餘成員轉移到了美麗城,並開始發布防禦該地區的命令與指示。國民自衛軍依託一系列街壘,建構起一道防線,守護拉維萊特、美麗城、梅尼爾蒙唐和沙羅訥一帶,並控制著幾條主要大道。拿破崙三世時期建造的寬闊大道,反而為國民自衛軍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些大道形成了開闊的射擊通道。此外,他們還在肖蒙高地和拉雪茲神父公墓的高地上部署了砲兵陣地。由於已無路可退,該地區的戰鬥異常激烈。[83]
第20區的頑強抵抗迫使法國陸軍總司令麥克馬洪元帥調整了作戰計畫;他讓南線部隊在聖馬丁運河一帶按兵不動,轉而將主攻方向調整為包圍東北部的剩餘據點。部分法軍沿城牆外側機動,從後方對國民自衛軍發動攻擊。位於圓廳廣場的公社街壘陣地被包圍,守軍被迫投降。過程中,法軍共有12人陣亡,48人受傷。
當晚戰鬥再次打響,公社戰士在美麗城北部及拉雪茲神父公墓一帶發動了進攻。公社殘部集結在美麗城大道和梅尼爾蒙當大道週邊的街道上,試圖將法軍逐出陣地,但未能成功。此時,法軍已從三個方向向他們合圍而來。戰鬥幾乎持續了整個夜晚,但到了清晨,墓地依然處於軍隊的控制之下。
公社的其他據點也相繼投降;法軍在阿克索街俘虜了1500人,在拉雪茲神父公墓附近又俘虜了2000人。這些俘虜被扣押,等待日後受審。
在拉雪茲神父公墓的戰鬥中,法軍俘獲了147人。他們被帶到墓地圍牆邊槍決,隨後被埋入集體墓穴。另有一批約20人的國民自衛軍軍官,被集中關押在馬札斯監獄和拉羅凱特監獄。他們經由軍事法庭草草審判並被判處死刑,隨後被押送至拉雪茲神父公墓。在那裡,他們遭到槍決,並與先前被處決的人一同埋入同一處墓穴。[84]
5月28日:拉雪茲神父公墓發生處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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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主要戰鬥發生在拉雪茲神父公墓、肖蒙山丘和美麗城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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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麗城,士兵們檢查了俘虜的手,以查看他們是否曾經開槍射擊。
5月27日至28日夜間,美麗城、梅尼爾蒙唐以及拉雪茲神父公墓一帶戰鬥仍在持續。到了清晨,法軍透過繞行城牆完成了對國民自衛軍的包圍,將殘餘士兵困在其中。公社部隊在昂古萊姆街(Rue Angoulême,今讓-皮耶·坦博街 Rue Jean-Pierre Timbaud)繼續抵抗。公社剩餘的領導人也都被困在這個包圍圈內:儒勒·瓦萊斯身處美麗城街底端,歐仁·瓦爾蘭和泰奧菲爾·費雷則在聖殿市郊路。在兵力處於劣勢且被重重包圍的情況下,殘餘的公社戰士仍從損毀建築的窗戶向外射擊。佔據高地的法軍砲兵也加入戰鬥,對公社戰士的陣地進行轟擊。美麗城街上的街壘被攻破,當時仍持有武器的國民自衛軍成員被就地處死。國民自衛軍撤退至聖殿郊區街的另一個街壘,隨後又退至聖莫爾街(Rue Saint Maur),最終在此投降。150名倖存者被俘。[84]零星的戰鬥一直持續到傍晚。當晚8點,位於托爾蒂耶街(Rue de Tortille)的最後一個街壘也被攻下。[85]
在阿克索街,1500名公社被俘人員投降;在拉雪茲神父公墓附近,另有2000人投降;在普埃布拉廣場(Place Puebla),還有800人通過談判達成投降。這些被俘人員未被當場殺害,隨後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84]萬塞訥城堡是公社最後一個投降的主要據點。駐守該處的公社戰士被關押,而其中的9名軍官則在城堡護城河內接受了審判,並被立即處決。在巴黎市內,人們發現了公社軍事領導人德萊克呂茲的遺體。杜埃將軍下令將德萊克呂茲的遺體安葬在公共墓穴中。[86]
公社反思
[编辑]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認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備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参与式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爱德蒙·德·龚古尔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卡尔·马克思在他写于巴黎公社期间的著名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赞扬了公社的成就,并把它描述为未来的革命政府的原型,无产阶级终于发现了获得解放的形式。
马克思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裡。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87].
恩格斯附和这一观点,他补充:没有常规军,区域自治以及其它措施,标志着公社不是旧体系下的“国家”,而是一个过渡形式,向着废除国家的目标前进的一种形式,他使用的这一著名名词后来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采用:公社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它是由工人运作的并且符合工人的利益。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社也并不是一味颂扬。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1872年的第一国际海牙会议的决裂部分归因于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公社对反动派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开始征兵,在革命指导下进行集中决策的话,公社是可以存活下来的[88]。而分歧的另一边,反威权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意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共产主义者倾向于迅速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临时过渡政府,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像巴黎公社一样进行罢工和通过分散的工人议会使国家解体。
巴黎公社后来经常被许多左翼领导人提起。毛泽东曾常提到它。列宁也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动样板,但同时,列宁也批评公社“在中途停了下来,……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他认为他们“过于宽大”,没有及时去消灭阶级敌人。[89]苏联的宇宙飞船上升一号携带了巴黎公社的部分标牌。布尔什维克把一艘甘古特級戰艦“塞瓦斯托波尔”号更名为“巴黎公社”号。
批评
[编辑]保守派作者通常都激烈地批评巴黎公社。事发当时美国驻法国大使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日记被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的书《伟大旅程》大段引用,以說明公社社员是一帮“强盗、杀手和暴徒”:“我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出我的憎恶……(他们)威胁要毁灭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烧死在废墟中”。事实上在战斗中,社员们放火烧掉了杜伊勒里宫、卢浮图书馆、市政廳、司法宫、警察府、王宫和很多其他地方,还有人去烧巴黎圣母院不过被扑灭了。从市政廳到法国银行的下水道被埋上地雷,当时在巴黎的英国人埃德温·蔡尔德(Edwin Child)写道:“女人都像疯虎一样,到处洒汽油,越是怒火旺盛就越光荣似的。”[90]近来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关于这些女纵火者(或按法文写法“pétroleuses”)的记述是虚构的[91][92]。利萨加雷写道,因为这些指控,有数百名女工在5月下旬被当作纵火犯谋杀了。他还认为必须指出,对血腥一周中造成巴黎变为废墟的各处大火,法军炮火要负一半责任[93]。沃什伯恩还试图救出公社手中的人质,其中六人在最后战斗阶段被处决。沃什伯恩还写道:公社“犯下史无前例的罪行”,军队则“进行了可怕的报复”[94]。
平反
[编辑]巴黎公社遭到镇压后,梯也尔任命的凡尔赛军总司令麦克马洪亲自为圣心教堂揭幕,感谢上帝保佑他们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法国历史书均从法兰西第二帝国直接跳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被严令禁止提及,不得进入教科书[95]。
1879年3月3日,国民议会对巴黎公社社员实施部分赦免。后来,应雨果等人呼吁,国民议会于1880年7月11日颁布“全面大赦”。但这两次赦免都建立在巴黎公社社员“犯有罪行”的前提下。1880年“全面大赦”后,“流血周”幸存者们结束国外放逐或流亡生活,回到法国,成立了巴黎公社老战士“兄弟会”[95]。
1960年代,法国“巴黎公社协会”成立,宗旨是捍卫巴黎公社理想、继承巴黎公社精神。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新任总理皮埃尔·莫鲁瓦于当年5月前往巴黎公社社员墙祭奠五月流血周的受害者并献上花圈[96]。2011年,巴黎公社协会要求法国当局为巴黎公社公开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议员多次联合推出为巴黎公社平反的备忘录提案[95]。
2016年11月29日,国民议会依据《宪法》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尔托洛内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此次平反是由一批来自社会党等党派的左翼议员提出,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等党派的议员反对,经过两个小时辩论,最终左翼议员胜利。支持该提案的社会党与环保改革派领袖布鲁诺·勒鲁及巴黎议员称,“这一庄严行动”是在“尽历史责任”,“此举旨在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立即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妇女和男子以荣誉和尊严。”[95]
主要领导人
[编辑]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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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发还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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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梯也尔向公社社员冲锋,《Le Père Duchênes illustré》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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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参与叛乱后,勒孔特和托马将军在蒙马特尔高地被枪毙(场景再现照片,非真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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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囚犯被送往凡尔赛:来自一本当代说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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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社员在1871年被杀害。
参见
[编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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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ful of the lessons of the Commune, it [the Russian proletariat] knew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not ignore peaceful methods of struggle—they serve its ordinary, day-to-day interests, they are necessary in periods of preparation for revolution—but it must never forget that in certain conditions the class struggle assumes the form of armed conflict and civil war; 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call for ruthless extermination of its enemies in open armed cl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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