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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中華民國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的國防科技,呈現的是一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農業國家,以縱深、人力與時間對抗工業化強敵的形態。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時,中國的鋼產量不足十萬噸,火砲、車輛、航空發動機與精密儀器幾乎全賴外購,軍工生產集中於少數仿製輕兵器與彈藥的兵工廠。面對在火力、機動與制空上全面占優的對手,國民政府採取的根本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把戰場拖入西部山地,等待國際局勢轉變與外援到來。

其軍工體系規模有限而高度依賴外部技術。戰前的中德合作建立了兵工署的制式化制度與少數德式調整師;戰時內遷的金陵、漢陽、鞏縣等廠在大後方維持步機槍、迫擊砲與彈藥生產,資源委員會則統籌鋼鐵、電力、機械與石油事業。然而中國始終無力自製火砲身管、戰車與航空發動機,主力裝備先後仰賴德援、蘇援與美國租借物資,滇緬公路、駝峰航線與中印公路成為維繫作戰能力的生命線。

在科學研究方面,中國擁有若干與國際水準相當的個別成果。侯德榜的聯合製鹼法突破西方製程專利,湯飛凡在昆明培製出青黴素,華羅庚的解析數論研究達到前沿水準,嚴濟慈的實驗室則直接改為軍用光學與晶體器材工廠。中央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在遷徙中維持了調查與實驗工作。但基礎科學與國防工業之間缺乏制度性通道,中國既無體系化的軍事研發機構,也沒有把研究成果轉為量產的工業能力。

人才與教育體系在戰火中維持了驚人的韌性。西南聯大、浙江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內遷後仍持續授課,培育出戰後兩岸科技建設的骨幹;中央軍校八年間畢業十萬餘名軍官,中央航空學校則使空軍在多次覆滅後得以重建。惟軍官教育偏重步兵基礎,參謀、砲兵與後勤專業訓練不足,軍隊長期受派系分立、員額虛報與補給匱乏所困。外籍力量在此扮演關鍵角色,從德國軍事顧問團、蘇聯軍事顧問與援華航空隊,到飛虎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與魏德邁主持的整訓計畫,構成中國戰力的重要來源。

整體而言,中華民國的國防科技是一個以有限工業底盤支撐超長期消耗戰的體系。其技術遺產在於內遷所保存的工廠設備、人才與製程經驗,這些資源日後分別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延續,成為戰後重工業、化工與航空體系的起點。其技術優勢未能轉化為戰場勝勢的原因,主要不在個別人員的能力,而在鋼鐵、燃料與工具機的產能不足、運輸線長期受封鎖,以及軍政體制無法把有限資源集中配置。八年之中真正達到現代化標準的,僅有接受美式裝備與訓練的遠征軍與駐印軍,以及與盟軍協同作戰的空中武力。

研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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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中央防疫處
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6 MED BIO CHE 1919–1949 中國最早的國家生物製品機構,1937年後遷昆明西山,由湯飛凡主持重建,廠房以竹木搭建、器皿與培養基全靠自製。其量產牛痘苗、狂犬病疫苗、傷寒與霍亂菌苗及破傷風血清,供應前線部隊與後方民眾,並於1944年成功培製青黴素,是東亞最早的自製抗生素之一。該處在原料與電力極度短缺下仍維持產品效價與無菌標準,其技術水準與生產紀律,是戰時中國少數達到國際標準的單位。
軍醫署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Training School
6 MED TRA MGT BIO 1938–1945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醫署為改造戰時醫療勤務而設的訓練與研究機構,由林可勝主持,總所設於貴陽圖雲關,並在各戰區設立分所。其以美式野戰衛生準則為本,編訂戰傷急救、輸血、外科與防疫教材,短期訓練軍醫、看護、擔架與檢驗人員數萬名,並推行分級後送與傷票制度。該所同時經營瘧疾、傷寒與痢疾的防治研究,在遠征軍與駐印軍實施預防投藥與飲水消毒,使緬北作戰的病亡率遠低於國內戰區。其建立的衛生勤務體制是中國戰時少數達到盟軍水準的軍事技術部門,惟藥品、器材與運輸長期短缺,國內戰區實際受益有限。
兵工署
Ordnance Department
5 ART MUN EQP MGT IND 1928–1946 軍政部主管兵器研究、生產與制式化的中樞機構,1933年起由俞大維執掌,下設技術司、製造司與各地工廠。其統一了中正式步槍與七九公厘彈藥的制式規格,設立材料試驗處與彈道測試設施,並主持全國兵工廠沿長江向重慶、昆明內遷。至1945年轄下已有二十餘座工廠、員工逾十萬,年產步機槍數萬枝與迫擊砲彈數百萬發;惟受制於特種鋼材、工具機與量具全賴外購,始終無法自製火砲身管、戰車與航空發動機。
中央地質調查所
Nat'l Geological Survey
5 TEC IND MGT 1916–1949 中國最早的國家級地質調查機構,先後由丁文江、翁文灝與李四光主持,戰前已完成華北與長江流域的系統性礦產普查並建立地質圖與陳列館。抗戰期間遷往重慶北碚,勘定四川、雲南、甘肅的煤、鐵、銅、錫、鎢與石油產地,直接促成玉門油礦開採、大後方鋼鐵廠選址與燃料替代方案。其成果是資源委員會規劃戰時工業佈局的依據,並培養出中國第一代地質人才,是近代中國少數具國際水準的科學調查體系。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
Golden Sea Chemical Research Inst.
5 CHE IND TEC 1922–1952 由范旭東創辦、侯德榜等人參與的民營化學研究機構,是中國第一所自籌經費、獨立於大學與政府之外的工業實驗室。其在酸鹼、發酵、菌種與催化領域累積的製程知識,支撐了永利鹼廠與久大精鹽的量產,並率先在國內開展抗生素與酒精發酵研究。戰時西遷四川五通橋後,轉而研究以本地井鹽滷水、煤炭與植物原料替代進口物資。所建立的化工人才與製程經驗,是中國火藥與軍用化學品自給的少數技術基礎。
國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5 ELE MCH PHY TEC 1911至今 戰前中國工程與物理教育的重鎮,1937年南遷後成為西南聯大的主幹之一,並在校長梅貽琦主持下保留自身的特種研究所。其無線電、金屬、農業與國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明設廠,替軍方修理與裝配無線電機、檢驗合金鋼材與軸承材料,是戰時少數兼具教學與軍需生產的學府。葉企孫主持的物理系培養出中國近代物理學界的多數領導人物,其畢業生日後遍及兩岸的核子、電子與航空工程體系。
兵工署理化研究所
Ordnance Physico-Chemical Research Inst.
5 CHE MUN EQP TEC 1932–1946 兵工署所屬的化學與物理研究機構,由留美化學戰專家吳欽烈籌建,戰時遷至重慶,分設化學、物理、冶金與防護等組。其研製防毒面具濾毒罐、活性炭、發煙劑與毒氣偵檢器材供前線部隊使用,並試製無煙火藥原料、雷汞與雷管起爆藥,減輕彈藥生產對進口化工品的依賴。該所另承擔鋼材、銅料與燃料的檢驗、規格制定與代用材料試驗,為各兵工廠在原料匱乏下維持生產提供技術依據。惟其編制僅數百人、儀器多為戰前購置,工作以應急代用與檢驗為主,未能形成獨立的武器化學研發能力。
航空研究院
Aeronau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5 AER ACT MCH TEC 1939–1948 空軍航空委員會所屬的航空技術研究機構,1939年設於成都,後遷重慶南岸,由留美航空工程人員主持。其建成中國第一座自製風洞,從事翼型、螺旋槳與機體結構試驗,並以竹材、木材與膠合板研製教練機與運輸滑翔機,完成設計與試飛。該院另進行航空發動機燃料與潤滑油的代用試驗、鋁材替代與蒙皮塗料研究,為戰時飛機修理與零件自製提供技術依據。惟中國無法自製發動機、鋁材與儀表,其成果僅限於機體結構與材料層面,未能發展出可量產的作戰機種。
中央工業試驗所
Central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
5 IND CHE MCH TEC 1930–1949 經濟部所屬的工業技術試驗機構,戰時遷重慶,設化學、機械、電工、窯業與纖維等試驗室。其協助後方廠商解決原料代用與製程問題,研究以酒精與植物油替代汽油、以土產原料製造酸鹼、耐火磚、玻璃與皮革,並試製工具機、量具與紡織機械零件。該所並辦理材料檢驗與規格制定,為資源委員會、兵工署與民營工廠提供試驗與鑑定服務,是後方工業技術諮詢的主要來源。惟其設備多屬小型試驗規模,成果轉為量產須另賴工廠自行擴充,對整體工業產能的提升作用有限。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Nat'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
4 MTH PHY CHE TRA 1938–1946 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南遷合組的戰時大學,1938年落腳昆明,八年間以茅屋與鐵皮校舍維持完整的理、工、文科教學,學生逾八千人。葉企孫、吳大猷、華羅庚等人在此授課,其工學院並替軍方檢驗材料、修配無線電器材,培養出大批日後主持兩彈一星工程與臺灣科技建設的骨幹。其學術水準居當時中國之冠,然實驗設備匱乏、經費多賴補助,研究成果偏於理論而難以直接轉為戰時產能。
國立北平研究院
Nat'l Academy of Peiping
4 PHY CHE MTH TEC 1929–1949 1929年於北平設立的國家級綜合研究機構,與中央研究院並立,下設物理、鐳學、化學、藥物、生理與史學等研究所,經費來自庚子賠款退款。嚴濟慈主持的物理研究所在戰時遷往昆明,自製水晶振盪片、稜鏡、測距鏡與顯微鏡供應軍事通信與測繪單位,是少數把實驗室能力轉為軍需生產的例子。其規模與經費遠遜於中央研究院,多數研究所在西遷途中損失儀器與圖書而長期停頓,戰時整體產出有限。
中國工程師學會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4 IND MCH MGT TEC 1931至今 由中華工程師學會與中國工程學會合併而成的全國性專業團體,會員涵蓋鐵路、機械、電機、化工與兵工各界,戰時人數逾萬。學會隨政府內遷後在重慶連年舉辦年會,編訂工程名詞與材料規範,出版《工程》期刊,並組織會員參與資源委員會的後方廠礦建設與交通搶修。其在缺乏官方研發體系的環境下,扮演技術資訊交換、標準統一與人才調度的角色;惟本身並無實驗設施與研製能力,會務亦受戰時交通與通貨膨脹所困,影響侷限於專業社群內部。
中國科學社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4 TEC PHY CHE MTH 1915–1960 1915年由留美學生任鴻雋、周仁等人於美國創立的民間科學團體,回國後發行《科學》雜誌,並在南京設立生物研究所、圖書館與明復圖書館。其推動科學名詞的漢譯統一、科學普及與現代研究制度的引進,社員日後多成為中央研究院、各大學與資源委員會的骨幹。戰時社務因遷徙、通貨膨脹與經費斷絕而萎縮,研究所設備多有損失;惟其建立的學術網絡與出版傳統,仍是中國科學建制化的重要起點。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4 AER MCH ELE TRA 1928–1949 戰前中國規模最大、科系最完備的國立大學,設有航空、機械、電機、土木與化工等工程學系,並附設實習工廠。1937年整校西遷重慶沙坪壩,連同儀器、圖書與牲畜一併運入四川,是抗戰期間唯一保持全部院系運作的綜合大學。其航空工程系為中華民國空軍與飛機製造廠輸送了主要的技術人力,校內風洞與發動機試驗設備雖屬簡陋,仍是中國航空教育的核心,戰後多數航空與機械工程師出自該校。
國立浙江大學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4 PHY MTH CHE TEC 1897至今 由竺可楨執掌的國立大學,1937年起歷經建德、吉安、宜山等四次遷徙、行程二千餘公里,最終在貴州遵義與湄潭復課,時稱文軍長征。其物理、數學與化學系在山區祠堂與破廟中維持研究與研究生教育,王淦昌於此提出以輕元素K電子俘獲探測微中子的實驗構想,蘇步青等人亦有重要的微分幾何成果。英國學者李約瑟訪問後譽之為東方劍橋;惟其成就集中於基礎科學,與軍工體系少有直接往來。
國立交通大學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4 ELE MCH IND TRA 1896至今 以鐵道、電機與機械工程見長的國立大學,戰前設有上海本部與唐山、北平兩所分校,課程與教本多直接採用美國院校標準,向以要求嚴格著稱。抗戰期間本部部分師生遷重慶九龍坡復校,唐山工學院輾轉遷入貴州平越,繼續培養橋樑、鐵路、電信與機械工程人才。茅以升、淩鴻勛等校友主導了黔桂、湘桂與寶天鐵路的興建,該校畢業生構成中國交通與電信工程界的主體,戰後亦大量進入軍事通信與後勤單位。
兵工署彈道研究所
Ordnance Ballistics Research Inst.
4 ART MUN MTH TEC 1936–1946 兵工署為建立自主火砲與彈藥設計能力而設的研究機構,戰時遷至四川,設有靶場、測速與測壓設備。其從事彈道計算與射表編製,測定國造迫擊砲、山砲與各式槍彈的初速、散布與膛壓,並校正外購火砲在中國氣候與裝藥條件下的射擊諸元,所編射表由砲兵學校與各部隊採用,使國造武器首次具備制式化的射擊資料。惟其缺乏風洞、高速攝影與精密量測儀器,研究止於既有型式的驗證與修正,未能支撐加農砲身管或新型彈種的自行設計。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3 MGT CHE MTH PHY 1928至今 中華民國最高學術機關,1928年成立於南京,首任院長為蔡元培,下設物理、化學、工程、地質與氣象等十餘個研究所,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國家級綜合研究體系。抗戰軍興後隨國民政府西遷昆明與重慶,在經費短絀、儀器殘缺與屢遭空襲的條件下維繫基礎研究,並為資源委員會鑑定礦產、燃料與冶金材料,其工學研究所另試煉兵工用合金鋼。惟全院編制偏重純學術,與武器設計之間欠缺制度性連結,對軍工產能的直接貢獻相當有限。
國立武漢大學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3 CHE PHY MCH 1928–1949 民國時期的重要國立大學,設有理、工、法、文四學院,1938年武漢會戰前西遷四川樂山,於文廟與租借民房中維持教學。其化學系參與後方酸鹼、酒精與火藥原料的試製,機械與電機系則為資源委員會所屬廠礦與兵工單位輸送技術人員,並協助修配動力機械與化驗礦樣。校舍簡陋、圖書儀器在遷運中損失嚴重,且屢遭空襲與疫病侵擾,研究產出十分有限;惟其在戰時高等工程教育的維繫與人才續存上仍具實質作用。

生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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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金陵兵工廠
Jinling Arsenal
6 MUN ART MCH EQP IND 1865–1949 由李鴻章設立的金陵機器局改組而成,1937年底西遷重慶後改稱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廠,成為抗戰期間規模與產量最大的兵工廠。其量產仿捷克式的ZB26式輕機槍、二四式重機槍、中正式步槍與八二公厘迫擊砲,八年間交付機槍數萬挺、迫擊砲彈數百萬發,供應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制火力。全廠並自製工具機、量具與樣板,工人逾萬,是中國兵工體系中自給程度最高、技術管理最完整的單位。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
Yo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6 CHE IND TEC MGT 1917–1949 范旭東創辦、侯德榜主持技術的中國最大化工企業,塘沽鹼廠的紅三角牌純鹼曾於萬國博覽會獲金質獎,並在南京另建硫酸錏廠生產合成氨與硝酸。1937年後於四川五通橋另建新廠,侯德榜在此研創聯合製鹼法,以合成氨與食鹽聯產純鹼及氯化銨,原料利用率遠高於索爾維法並突破西方專利封鎖。其硫酸、硝酸與合成氨產能,是中國自製無煙火藥、炸藥與軍用化學品的化工前提,戰後亦成為兩岸化工體系的技術源頭。
玉門油礦
Yumen Oilfield
6 CHE IND TEC 1939–至今 資源委員會在甘肅開發的中國第一座現代化油田,由孫越崎主持,1939年老君廟一號井出油後迅速建立鑽井、集輸、煉製與汽車運輸體系。戰時累計產原油逾二十萬噸、汽油近八千萬公升,並副產柴油、煤油與潤滑油,供應滇緬公路中斷後的軍用車輛、發電機與機場需求。在西方油料援助斷絕的年份,該礦是中國唯一的自產燃料來源,並培養出中國第一批本土石油鑽採與煉製工程人員,其戰略價值遠超產量規模本身。
民生實業公司
Minsheng Industrial Company
6 LGT MGT IND NVE 1925–1952 盧作孚創辦的長江航運企業,以合併與統一調度的方式在戰前取得川江航線的主導地位,並自設船廠與機器修造能力。1938年武漢失守前後,該公司以二十餘艘輪船與上百隻木船在四十天內搶運人員與工廠設備出宜昌,將漢陽鐵廠、兵工廠與紡織廠的機件送入四川,被視為中國工業內遷的關鍵一役。其船隊此後長期承擔軍運、傷患後送與物資調度,是後方唯一具規模的水運力量,並協助資源委員會調度廠礦物資。
中國航空公司
CNAC
5 AER MGT LGT TEC 1929–1949 中美合資的民航企業,由泛美航空持股並提供機務與航務技術,戰時將全部機隊投入軍事運輸。其自1942年起以C-47運輸機與C-46飛越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駝峰航線,在無氣象資料、無導航設施、時遭日機攔截的條件下累計飛行逾八萬架次、運送物資逾七萬噸,並執行加爾各答與重慶間的人員接運。其飛行員與機務人員在高原惡劣氣象下的高強度作業,是維繫大後方外援輸入的關鍵環節,其損失率亦居戰時民航之冠。
資源委員會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5 IND MGT TEC EQP 1932–1952 國民政府統籌重工業、礦業、電力與戰略物資的最高經濟機構,前身為國防設計委員會,戰前即進行全國資源普查並擬定重工業建設計畫。抗戰期間主持廠礦內遷與後方基本工業建設,直營鋼鐵、機械、電工、石油、有色金屬與電力事業數十家,至1944年員工逾十萬人。其建立的玉門油礦、中央機器廠與電工器材廠支撐了軍需與交通,並以鎢、銻礦產抵償外債;惟國營體制效率不彰,規模始終無法滿足前線需求。
鋼鐵廠遷建委員會
Steel Works Relocation Committee
5 IND MCH ART TEC 1938–1949 1938年為搶運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設備而設立的機構,在武漢會戰期間冒空襲拆卸並沿長江運出逾五萬噸機件,於重慶大渡口重建為大後方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其擁有中國內陸唯一的大型煉鐵、煉鋼與軋鋼設備,供應兵工廠槍砲鋼、鐵道鋼軌、橋樑鋼材與工具鋼。這次搶運是中國戰時工業內遷中規模最大、技術難度最高的一次,也使後方兵工生產得以部分擺脫對進口鋼材的依賴,戰後該廠並成為西南鋼鐵工業的核心。
個舊錫礦
Gejiu Tin Mines
5 IND CHE TEC 1883至今 雲南個舊的大型錫礦,是中國最早使用蒸汽與電力機械開採的有色金屬礦場,戰時由資源委員會納入統制經營並設立煉錫廠。錫、鎢、銻等戰略金屬經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輸往國外,換取美蘇貸款與軍火,是抗戰前期最重要的外匯來源之一。其產品同時供應彈殼焊料、軸承合金與電訊器材的製造,並帶動雲南地方的機械修配業。惟礦區作業條件惡劣、選冶技術落後,金屬回收率長期偏低,且產能高度受制於對外通道的暢通與否。
漢陽兵工廠
Hanyang Arsenal
4 MCH ART EQP MUN 1890–1938 張之洞創辦的中國近代最早大型兵工廠,以仿造德國一八八八式毛瑟槍的漢陽造步槍聞名,該槍前後生產逾百萬枝,是國民革命軍服役最久、裝備最廣的制式步槍。全廠並生產馬克沁重機槍、山砲、砲彈與無煙火藥,設有煉鋼、鍛造、機械與火藥各分廠,全盛時工人逾萬。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拆遷至重慶與湖南辰谿,改編為兵工署第一與第十一工廠,其設備與技工構成了大後方輕兵器工業的骨幹。
鞏縣兵工廠
Gongxian Arsenal
4 MUN CHE ART EQP 1915–1937 河南鞏縣的大型兵工廠,是中正式步槍的首產廠,1935年起以德國標準型毛瑟槍為藍本量產該槍,並統一了七九公厘尖彈的規格。廠內另設分廠生產防毒面具、發煙罐與化學砲彈材料,是中國唯一具備軍用化學器材產能的單位。1937年遭日機反覆轟炸後西遷重慶與湖南,改編為兵工署第十一工廠,繼續供應步槍、槍彈與防護器材,其防化生產線在戰時長期為全國僅有,防毒面具亦供應前線部隊與後方防空單位。
太原兵工廠
Taiyuan Arsenal
4 ART MCH EQP MUN 1898–1937 閻錫山經營的山西軍火中樞,1920年代已能生產山砲、野砲、迫擊砲、步槍、機槍與各式砲彈,工人逾一萬五千,規模一度居全國前列,火砲產能僅次於漢陽。其自製的一七式山砲與衝鋒槍供應晉綏軍,並外售其他地方部隊。1937年太原會戰失利後主要設備遷往陝西、四川,部分落入日軍之手改為修械廠。該廠是中國少數自行掌握火砲身管加工與制退機製造技術的地方兵工體系,其技工日後散入各地兵工廠。
西北實業公司
Northwest Industrial Company
4 IND MCH CHE MGT 1933–1945 閻錫山在山西創辦的綜合工業集團,統轄機車、機械、煉鋼、煉焦、化學、水泥、電氣與紡織等數十座工廠,並與太原兵工廠共用冶金與加工能力。其目標是以省為單位建立自給自足的軍工經濟體,資金來自省鈔與礦稅,是地方實力派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嘗試,一度可自製機槍鋼材與火車頭。1937年後大部設施淪陷或倉促拆遷,機器散失於途,戰時實際產能大幅萎縮,僅少數分廠在晉西與陝西復工,戰後亦未能恢復原有規模。
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
CAMCO
4 AER MCH ELE TEC 1934–1942 國民政府與美商合資的飛機製造廠,初設杭州筧橋,負責組裝與維修外購軍機,並試製教練機與偵察機。抗戰爆發後先遷武漢、南昌,再遷雲南壘允,是飛虎隊所用P-40戰鬥機在華最主要的修護、換裝與再裝配基地,戰時累計裝配與大修軍機數百架,並替中華民國空軍改裝機槍與油箱。其總裝、鈑金與蒙皮工藝具相當水準,惟發動機、儀表、螺旋槳與鋁材全賴進口;1942年日軍進逼滇緬邊境時被迫縱火自毀並撤入印度。
久大精鹽公司
Jiuda Salt Industries
4 CHE IND MGT 1914–1952 范旭東創立的中國第一家機製精鹽企業,設廠塘沽,以真空製鹽取代傳統曬鹽,並為永利鹼廠提供原料與創業資金。抗戰期間遷往四川自貢,改以井鹽滷水製鹽,並試行滷水提溴、提鉀與副產品綜合利用,緩解了後方食鹽、醫藥與化工原料的短缺。其與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共同構成中國民營化工的完整研產體系,是少數在戰時仍能擴充產能、並持續培養化工技術人員的民營工業,其鹽稅與盈餘亦支應了後方部分軍需採購。
中央機器廠
Central Machine Works
4 IND MCH EQP TEC 1936–1949 資源委員會設於昆明的綜合機械製造廠,是中國第一家有系統設計並量產工具機的企業,下設鑄造、鍛壓、機械與電機各分廠。其自製車床、銑床、刨床、水壓機、內燃機、抽水機與紡織機械,供應後方兵工廠、礦場與電廠,並替中華民國空軍與運輸單位加工零件。該廠使中國在被封鎖的條件下具備部分工具機自給能力,惟精密工具機、量具與軸承仍需外購,產量亦遠不敷後方工業與兵工署所屬工廠的需求。
廣西兵工廠
Guangxi Arsenal
3 MUN EQP MCH 1926–1945 新桂系在廣西經營的兵工廠總稱,分設於柳州、桂林與南寧等地,生產步槍、輕機槍、迫擊砲、手榴彈與槍砲彈藥,供應白崇禧、李宗仁所部桂軍。其設備多購自德國與比利時,規模與加工精度均遜於中央系兵工廠,惟使廣西部隊在中央補給不足時仍能維持基本火力與彈藥自給。1944年豫湘桂會戰桂柳失守前遷入四川,設備與人員遭兵工署併編,戰後未再獨立運作,設備多轉充民用機械生產。
江南造船所
Kiangnan Dock
3 NVE NVA MCH IND 1865至今 由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演變而來的中國最大造船與機械廠,戰前可建造千噸級砲艦、淺水砲艇與運輸艦,並承製火砲、彈藥與船用蒸汽機,1920年代曾為美國政府建造萬噸級運輸船。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船塢與機器遭日方接收改為修船基地,部分技工與機具內遷後方轉入兵工生產。該廠是中國近代造船與重機械工業的技術源頭,惟受海軍積弱與敵方封鎖所限,戰時幾無新艦產出。
歐亞航空公司
Eurasia Aviation Corp.
3 AER MGT LGT 1931–1943 國民政府交通部與德國漢莎航空合資成立的航空企業,以德製容克斯運輸機經營西北與西南航線,兼負航路測繪、戰略偵察與政府人員運輸。抗戰初期其航線是連接重慶、蘭州與昆明的少數空中通道,多次在日機攻擊下損失飛機。1941年中德斷交後德方股份被收回,改組為中央航空運輸公司,接收美製運輸機續飛駝峰航線與國內幹線。其機隊規模小、機種雜且零件補給困難,惟在鐵路中斷的內陸維持了高階聯絡運輸。
漢冶萍公司
Hanyeping Company
3 IND MCH TEC 1908–1948 統合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與萍鄉煤礦的中國第一家近代鋼鐵煤鐵聯合企業,全盛時期曾是東亞規模最大的鋼鐵廠,年產鋼鐵數萬噸。其經營長期受制於日資貸款與礦石外運契約,加以焦炭品質不佳、管理失序,1920年代後煉鋼爐相繼停產,抗戰前僅剩採礦與運銷業務。其殘餘設備於1938年由鋼鐵廠遷建委員會拆運入川,成為戰時後方鋼鐵工業的物質基礎,其培養的冶金技工與工程人員亦大量轉入兵工署與資源委員會系統。
馬尾造船所
Mawei Shipyard
2 NVE MCH NVA 1866–1949 福州船政局的後身,是中國最早自建軍艦、自設學堂培養海軍技術與駕駛人員的基地,並於1918年設立海軍飛機製造處,由王助等人主持試製水上飛機十餘架。抗戰期間福建沿海遭日軍封鎖,該廠僅能維持小型艇艦修理、水雷與布雷器材製造,並改裝民船充任巡防艇,兼修沿海要塞的火砲部件。1941年福州淪陷後停擺,設備多遭破壞。其在近代海軍技術教育與艦船自造上的歷史意義,遠大於戰時的實際產能。

情報安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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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
Technical Research Office
7 SIG CRY MTH ANL ELE 1940–1946 軍事委員會直屬的密電偵譯機關,源自1930年代財政部與軍事委員會機要室的密電研究組,1940年併合軍令部、軍政部、軍統、中統與交通部的電訊情報單位而成,先後由溫毓慶、魏大銘主持。其以長期截收、測向與統計比對的方法攻擊日方通信,突破日本外務省領事級與高級外交密碼,並解讀部分日本陸海軍與汪政權電文。1941年12月池步洲自截獲的外交電報中判讀出日方對美談判破裂與開戰徵候,該室亦為抗戰中後期日軍調動、船運與空襲預警的主要情報來源。就技術層次而言,此為中國戰時唯一達到國際同期水準的情報部門,惟機器設備與分析人力長期不足,成果向作戰單位的分發亦受各機關爭權所阻。
中美合作所
SACO
6 SIG COV TRA HUM GEO 1943–1946 中美兩國合辦的情報與特種作戰機構,由戴笠與美國海軍軍官梅樂斯共同主持,在抗戰後方與敵後設立十餘處訓練班、氣象站與觀測所。其沿海岸與內陸建置氣象觀測與船位通報網,提供太平洋美軍艦隊與轟炸機所需的天氣預報與目標資料,並經營無線電測向、密碼偵譯與爆破作業,訓練數萬名游擊與情報人員。其引進的美製通信、測向與爆破器材,使中國情報作業首次具備現代技術基礎,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在華作業亦互有分工。
美國戰略情報局
OSS
6 COV HUM ANL SIG TRA 1942–1945 美國的戰時情報與特種作戰機關,在華設有分部並派遣人員深入敵後,蒐集日軍部署、工業目標、港口與地形資料,並繪製轟炸用的目標圖冊。其與中美合作所、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協同作業,建立跳傘飛行員的救援網絡,並訓練中國突擊隊實施鐵路、橋樑與倉庫破壞。其人員配備小型電台與定時爆破器材,技術水準與分析編制遠高於中方機關。惟其與軍統系統在人員與管轄權上時有摩擦,部分計畫因而受阻。
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ANL HUM GEO 1938–1946 軍事委員會轄下專司對日研判的情報機構,由熟悉日本政情的王芃生主持,人員多為留日出身的學者與外交官。其以日本外務省公報、報刊、廣播與駐外使領館電報為素材進行公開來源分析,並在香港、上海與南洋一帶布建人員蒐集政經動態。該所曾正確研判日本南進與對英美開戰的走向,珍珠港事件前數月即提出日方可能發動太平洋作戰的判斷,對日本內閣更迭與軍部派系的分析亦頗受採信。惟其編制僅數百人、無電訊偵譯能力,判斷送達最高統帥部後常未被納入作戰計畫。
軍事委員會防空總監部
Air Defense Inspectorate General
6 C4I ANL SEC ELE 1937–1945 主管全國防空事務的軍事委員會直屬機關,統籌高射砲、探照燈部隊的配置與各省防空情報網的建立。其在四川、湖北、湖南與廣西一帶設置數千處目視監視哨,以電報與專用電話線層層通報敵機航向與架數,使重慶、成都等後方城市在缺乏雷達的條件下取得三十分鐘至一小時的預警時間,並據以發放空襲警報、實施燈火管制與人員疏散。此種以人力觀測與通信網代替電子偵測的作法,是中國在重慶大轟炸期間得以維持政府機能與後方生產的關鍵條件之一。惟其攔截火力薄弱、全無夜間接戰能力,情報網只能減輕損害而無法拒止空襲。
軍統局
BIS
5 HUM COV SIG CIN SEC 1938–1946 由戴笠主持的軍事情報與特務機構,前身為復興社特務處,1938年正式改組,鼎盛時直屬與外圍人員逾十萬。其在淪陷區布建情報網、蒐集日軍番號、機場與船運動態,經營電訊偵譯與交通檢查,並掌握忠義救國軍等敵後武裝及鹽務、交通警察系統。與美方合組中美合作所後取得無線電測向、密碼與爆破器材,其氣象與船位情報曾為美軍潛艦與航空隊所採用。惟其編制偏重蒐集與行動,分析與研判能力薄弱。
軍統局電訊處
BIS Telecommunications Dept.
5 SIG ELE CIN HUM 1938–1946 軍統局主管通信與電訊偵測的部門,經營重慶總台與遍布各省及淪陷區的地下電台網,並自設訓練班培養報務、修機與偵譯人員。其以測向設備搜索可疑電台方位,執行通信管制、電台登記與呼號查核,並負責本局密本編訂與電文加解密。與中美合作所合作後獲得美製收發報機、測向儀與汽油發電機,敵後電台的數量與通信可靠度顯著提升,淪陷區日軍動態與長江船運情報得以較快回傳。惟其專長偏重己方通信保密與方位判定,對日軍高階密碼的破解仍須依賴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
忠義救國軍
Loyal and Patriotic Army
4 COV SMT HUM CRG 1937–1946 戴笠所建的敵後武裝,源於淞滬會戰後編組的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活動於京滬杭與長江下游一帶,全盛時期兵力達數萬人。其任務為破壞鐵路、倉庫與電線,蒐集情報、掩護交通線並維持淪陷區的地下組織,與日軍及汪政權部隊反覆爭奪太湖與沿海地帶。後期接受美式輕裝備與中美合作所訓練,戰爭末期參與沿海接收。其正規作戰能力有限,價值主要在維持淪陷區的情報網與交通管道,並牽制日軍後方的守備兵力。
中華民國憲兵
ROC Military Police
4 SEC CIN INF TRA 1932至今 兼具軍紀維持與司法警察職能的兵種,戰時擔任軍事委員會與最高統帥部的警衛、要員保護、防諜與後方治安,並負責戰時交通管制與逃兵查緝。憲兵部隊曾以步兵身分參加淞滬會戰與南京保衛戰的城區防禦,並在重慶負責防空秩序、燈火管制與空襲後的秩序維持。其另設憲兵學校培訓幹部,人員選訓標準與紀律明顯優於一般部隊。惟全國員額有限、裝備輕便且無重火力,難以覆蓋廣大後方與交通線。
軍令部陸地測量總局
Land Survey Bureau
4 GEO TEC ANL 1929–1946 主管軍用地圖測製的機關,戰時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下設測量學校與各地測量隊,並在西南後方重建三角控制網。其以大地測量與航空攝影測量方法測繪五萬分之一與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供前線部隊砲兵測地、要塞構築與會戰計畫之用,並為滇緬公路與中印公路的路線選定提供圖籍。惟戰前圖版與檔案多失於淪陷區,戰時人員、儀器與航空攝影器材均嚴重不足,西南與西北大片山地長期只有草測略圖,砲兵射擊與空中支援因此屢受缺圖之限。
軍事委員會駐外武官
Military Attaché System
4 HUM ANL GEO 1937–1945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駐各國使館的軍事代表體系,戰前以駐日本武官處為重心,戰時重點移至華盛頓、莫斯科、倫敦與新德里。其任務為蒐集駐在國與敵國的軍備、編制與工業資料,回報日本海軍艦艇動態與航空生產概況,並就租借物資的申請、驗收與運輸與盟方交涉;駐印度與駐緬甸武官另負責與遠征軍、英印軍之間的聯絡與地形資料交換。惟武官多為資歷與語文訓練不足的中級軍官,所報資料常止於公開刊物的整理與轉譯,對日軍作戰序列判斷的實質貢獻有限。
交通部電信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4 ELE SIG SEC TEC 1932–1996 交通部主管全國電信事業的機關,戰時負責後方電信網的搶建與國際通信的維持,並承辦政府機關的密碼電報傳遞。其在重慶、昆明、貴陽等地架設長途電話幹線與無線電台,接續被日軍切斷的沿海線路,並自設器材廠與訓練所修造收發報機、電話交換機與電碼器材。該局編訂的政府電報密本與電台呼號制度構成戰時行政與軍事通信保密的基礎,其國際電台亦是國民政府與駐外使領館、盟國政府往來的主要管道。惟線路器材與真空管全賴進口,通信容量長期不足,戰區電路易遭截斷與竊聽。
中統局
CBIS
3 HUM CIN ANL SEC 1938–1947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轄下的黨務情報機關,源自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長期由陳立夫兄弟一系把持,人員多出身黨務與教育系統。其偏重黨政機關內部偵防、輿論與郵電檢查、學運監控與政治情報蒐集,並在淪陷區發展地下組織與策反工作。相較於軍統,其對日軍事情報的產出十分有限,缺乏電訊偵譯與敵後行動能力,兩局長期爭奪經費與管轄權,內耗甚鉅,其產出對前線部隊的實際軍事價值不高。
中央警官學校
Central Police Academy
3 SEC TRA CIN 1936至今 國民政府培養高級警政人員的專門學校,由蔣中正兼任校長,戰時遷重慶並設分校於各省。其開設偵查、指紋、法醫、鑑識、消防與防諜課程,引進歐美警政制度與刑事技術,並與中美合作所合辦特種警察訓練班,畢業生分發各省警察、緝私與交通警察單位。其在刑事鑑識、戶口管理與警察專業化上有一定貢獻,惟受限於地方政權割據、警力素質參差與經費短絀,全國性的警政制度推行成效不彰,戰時多數地區仍沿用舊制。
軍令部第二廳
2nd Dept., General Staff
3 ANL GEO HUM SIG 1938–1946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主管敵情蒐集與判斷的部門,負責彙整前線、駐外武官與各情報機關的資料,編製日軍戰鬥序列並向各戰區分發戰役情報。其對日軍番號、調動與兵力的判斷大致準確,並在武漢、長沙等會戰前提供敵情研判。惟其與軍統、中統的情報管道各自為政,缺乏統一分析與分發機制;技術偵察委由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辦理,本身分析人力與器材均嫌薄弱,對日軍戰役企圖的預判屢有失誤。

軍種部隊作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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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新編第一軍
New 1st Army
7 SMT CAF MNV LUT TRA 1942–1948 由孫立人指揮的美械軍,在印度蘭姆伽完成整訓,配備美製榴彈砲、車輛、無線電與工兵器材,火力、通信與後勤水準遠超國內部隊,並有空運補給與空中支援配合。其自1943年底起在緬北連克於邦、太柏家、孟關與密支那,以叢林迂迴、砲空協同與圍點打援殲滅日軍第十八師團主力,戰損比在中國軍隊中最為出色。該軍是國民革命軍中戰果最突出的野戰兵團,展示了中國士兵在充分裝備、給養與訓練下所能達到的作戰水準。
新編第三十八師
New 38th Division
7 SMT INF MNV CRG 1941–1947 由稅警總團餘部改編、孫立人統率的步兵師,1942年在緬甸仁安羌以千餘兵力擊退日軍一個聯隊,解救被圍英軍七千餘人與大批車輛,是抗戰中最受國際矚目的一次戰術勝利。其後於全軍潰退之際擔任掩護,完整撤入印度,並成為新一軍的核心與骨幹來源。該師的射擊、體能、夜戰與班排協同訓練標準在中國陸軍中屬最高等級,軍官素質亦明顯高於同期部隊,其編制與訓練方式後來成為駐印軍各師的範本。
飛虎隊
Flying Tigers (AVG)
7 FTR PIL BOM AIR TRA 1941–1942 由陳納德招募美籍飛行員組成的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以三個中隊、約百架P-40戰鬥機作戰,飛機與人員經費出自中國政府。其採用雙機編隊、高速俯衝脫離與地面預警網協同的戰法,避開日機的水平纏鬥優勢,在緬甸、雲南與滇緬邊境上空取得極高的交換比。該隊在滇緬公路掩護與昆明空防上的戰果,是抗戰中期少數能穩定壓制日軍航空隊的力量,1942年解散並併入美國陸軍航空軍駐華部隊。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
US 14th Air Force
7 AIR BOM FTR LGT PIL 1943–1945 由飛虎隊與駐華航空特遣隊擴編而成的美國陸軍航空軍駐華部隊,由陳納德指揮,基地分布於昆明、桂林、成都與湖南各地。其在燃料、彈藥與零件全賴駝峰航線空運的條件下,以有限機隊執行制空、對地支援、佈雷與海上封鎖,擊沉日軍船舶數十萬噸並嚴重干擾華南鐵路運輸。該部使中國戰場在1944年後取得局部空優,是抗戰後期打擊日軍交通線最有效的軍事工具,其偵察與氣象情報亦支援了遠征軍的地面作戰。
海軍布雷游擊隊
Naval Mine-laying Guerrilla Units
7 SEA MUN COV SMT 1940–1945 中華民國海軍在艦艇損失殆盡後改編成的水雷作戰部隊,以小艇與人力於長江中下游及湖泊水道敷設水雷,並潛入日軍控制河段實施游擊布雷。其使用國造與外購的觸發、繫留及漂雷,配合潛伏偵察掌握日方航班與航道,先後在安慶、蕪湖、九江至宜昌之間造成日軍艦艇、運輸船與汽艇的持續損失,並迫使日方增派掃雷兵力、限制夜航並縮減長江運量。此種以極低成本換取顯著戰果的作戰,是中國在抗戰中技術效益最高的海軍活動,日本海軍直至戰爭結束仍未能完全排除長江航道的雷患。惟布雷器材多賴自製與截獲、數量有限,無法形成足以封鎖航道的雷區密度。
藍伽訓練中心
Ramgarh Training Centre
7 TRA CAF INF MNV LGT 1942–1945 中國駐印軍在印度比哈爾邦藍伽設立的整訓基地,由美方提供裝備、教官與給養,中國自駝峰航線空運補充兵員。其課程涵蓋美式步兵戰術、火砲射擊、車輛駕駛、通信、工兵與衛生勤務,並實施實彈演練與營養補給,使新編第三十八師、新編第一軍等部隊在編制、火力與訓練上首次達到盟軍標準。經此整訓的部隊在密支那、孟拱與中印公路沿線作戰中對日軍取得明顯優勢,成為抗戰期間戰力最強的中國陸軍。此一經驗證明中國士兵在裝備、給養與訓練充足時的作戰效能,惟其規模僅及全國陸軍的極小部分,模式亦無法在國內後方複製。
德式調整師
German-trained Divisions
6 INF LUT TRA CAF SMT 1935–1938 在德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整編的中央軍精銳,計有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師與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等部,配備毛瑟步槍、ZB26式輕機槍、德製山砲、戰防砲與鋼盔。其採用德式編制與教範,步兵班組戰術、工事構築、射擊紀律與火力協同水準在中國軍隊中最高,於淞滬會戰中曾在羅店、閘北一帶正面抗擊日軍月餘。惟編成未及完成即投入消耗戰,至南京保衛戰後精銳盡失,此後再未能重建同等水準的部隊。
德國軍事顧問團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6 TRA LUT CAF INF MGT 1928–1938 受聘於國民政府的德國現役與退役軍官團體,先後由鮑爾、塞克特、法肯豪森等人領導,人數最多時逾百。其協助整編陸軍、規劃兵工廠佈局與內遷方案、建立軍校教育與長江要塞防禦體系,並主導中德易貨貿易,以鎢砂與農產換取軍火與工具機。所訂的持久消耗、縱深防禦與後方工業基地構想,成為抗戰初期戰略的基礎;1938年德日結盟後全團被迫撤離,中國自此失去最主要的軍事技術來源。
中國遠征軍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6 CAF LUT MNV MTN LGT 1942–1945 為保衛滇緬公路而入緬作戰的野戰兵團,1942年首次入緬雖有仁安羌解圍之捷,終因盟軍協同失敗、制空權喪失而全線潰退,撤退中損失慘重。撤入印度的部隊在蘭姆伽接受美式裝備、訓練與給養,1943年底起自印度反攻緬北;滇西方面則於1944年強渡怒江,逐次攻克松山、騰衝與龍陵等築壘據點。兩路於1945年初在芒友會師,打通中印公路,是中國軍隊在境外唯一取得全面勝利的戰役。
新編第六軍
New 6th Army
6 CAF MNV LUT SMT 1944–1948 與新一軍同屬駐印軍序列的美械軍,由廖耀湘指揮,轄新編第二十二師、第十四師與第五十師等部。其在緬北密支那、八莫與南坎作戰中擔任主攻或側翼迂迴,1945年初以運輸機空運回國參加湘西會戰,是中國第一支具備戰略空運機動能力的部隊。全軍火力與訓練水準居國軍前列,軍官多受美式參謀教育;惟其成軍較晚,獨立作戰經歷短於新一軍,回國後亦受國內補給體系的限制,未能長期維持駐印時期的裝備水準。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
5th Army
6 VEH MNV CAF LUT 1938–1949 中國第一支機械化軍,由杜聿明指揮,下轄裝備蘇製與義製戰車的第二百師與榮譽第一師,並配屬砲兵、工兵與防空單位。其於1939年崑崙關戰役中以步戰砲協同攻堅,擊斃日軍第五師團旅團長中村正雄,是抗戰前期少見的攻勢勝利。1942年入緬作戰時因補給中斷與指揮混亂,主力選擇經野人山撤退,於原始森林中因疾病與飢餓損失數萬人,機械化能力自此不復存在,戰車兵與技術人員星散,國軍此後再無同等規模的裝甲部隊。
國民革命軍第七十四軍
74th Army
6 INF SDF LUT CRG 1937–1949 由王耀武長期統率的攻擊軍,先後參加淞滬、武漢、上高、常德會戰與湘西會戰,被視為國軍中最能打硬仗的部隊之一,並獲頒飛虎旗。其在上高會戰中擔任正面防守並實施反擊,重創日軍第三十四師團;於常德會戰中所屬第五十七師以八千餘人固守孤城十餘日,幾乎全員傷亡。全軍步兵素質、射擊訓練與士氣突出,戰後率先換裝美械,惟其火力、運輸與醫療仍受制於國軍普遍的補給水準,屢因傷亡過重而需長期整補。
中美空軍混合團
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6 BOM FTR AIR PIL CAF 1943–1945 中華民國空軍與美國陸軍航空軍共組的作戰部隊,中美飛行員混合編組、共用指揮、通信與後勤體系,下轄兩個戰鬥機大隊與一個轟炸機大隊。其以P-40、P-51與B-25攻擊長江航運、鐵路橋樑、機場與倉庫,並在豫湘桂會戰與湘西會戰中直接支援地面部隊。這種編組使中國飛行員直接取得美軍的戰術、維修與管制經驗,是戰時中美軍事合作最緊密的形式,也使中國空軍的戰術水準明顯提升。
蘇聯援華軍事顧問團
Soviet Military Advisers
5 TRA LUT AIR CAF LGT 1937–1942 依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派遣的顧問群體,總顧問先後由德拉特文、崔可夫等人擔任,來華人數逾三百,分駐各戰區與軍事學校。其協助規劃武漢會戰與長沙會戰的兵力部署,指導砲兵、裝甲、工兵與航空部隊使用蘇製裝備,並主管西北公路運輸線上的軍火交付與驗收。蘇聯同期提供的貸款與軍械是抗戰前期最大宗的外援;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顧問陸續撤回,援助隨之中止,中國轉而全面倚賴美國租借物資。
稅警總團
Salt Tax Police Corps
5 SMT INF TRA CRG 1930–1941 名義上隸屬財政部緝私系統、實則由宋子文籌建的美式訓練部隊,經費出自鹽稅,軍官多出身維吉尼亞軍校等美國院校,裝備、待遇與伙食均優於一般陸軍。其在淞滬會戰中以步兵身分投入正面作戰而損失重大,餘部由孫立人率領於湖南重建並施以嚴格的體能與射擊訓練,後改編為新編第三十八師。該團是中國少數採用美式訓練體系與人事制度的先例,其幹部日後成為新一軍的骨幹,影響延續至駐印軍的整訓體系。
中央航空學校
Central Aviation School
5 PIL FTR TRA BOM 1932至今 中華民國空軍飛行人員的養成機構,設於杭州筧橋,聘美籍顧問任教並採用美式飛行訓練大綱,戰時遷昆明,並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立分校代訓學員。其早期畢業生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等人構成抗戰初期空軍主力,損耗後由赴美受訓的學員接續補充。該校在校舍屢遭轟炸、油料與教練機短缺的條件下始終維持運作,是中華民國空軍得以在多次覆滅後重建的根本;其赴美訓練的學員日後亦成為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骨幹。
蘇聯援華航空隊
Soviet Volunteer Group
5 FTR BOM PIL AIR 1937–1941 蘇聯派遣的志願飛行部隊,先後有數百名飛行員與地勤人員來華,駕駛伊-15戰鬥機、伊-16戰鬥機與SB轟炸機參戰,並協助訓練中國飛行員。其擔負南京、武漢、蘭州與重慶的防空作戰,多次攔截日軍轟炸編隊,並於1938年遠程奔襲臺北松山機場,炸毀日機多架。在美援到來之前該隊是中國空中作戰的主力;惟其機種性能對日製新型戰機漸失優勢,1941年後隨蘇聯戰略轉向而全部撤離。
鴻翔部隊
Hongxiang Airborne Force
5 ABN SMT COV INF 1944–1945 中國第一支空降部隊,1944年於昆明以突擊總隊為基礎編成,由美方提供傘降訓練、傘具與輕裝備,先後編成數個突擊隊。其人員自各部隊選拔,接受爆破、通信與敵後生存訓練,1945年在廣西、湖南與廣東實施小規模空降與滲透,破壞鐵路橋樑並引導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轟炸,衡陽與南雄一帶的行動是中國唯一實施過的空降突擊。就訓練與裝備水準而言,該部在國軍中屬上乘,運輸機須向美方商借,作戰目標多為日軍後方據點與交通線。惟其規模僅數千人、成軍過晚且缺乏自有空運與重火力支援,未及在大規模作戰中發揮作用。
中華民國空軍
ROC Air Force
4 FTR BOM PIL AIR TRA 1920至今 中華民國的獨立空中武力,戰爭初期以霍克三型戰鬥機與SB轟炸機迎戰日軍,在八一四空戰與南京、武漢上空的作戰中造成日方相當損失,並曾遠襲日本本土散發傳單。因無飛機與發動機工業支撐,主力機種先後更換為蘇製伊-16戰鬥機、美製P-40與P-51,飛行員損耗後補充困難,一度僅存數十架可用飛機。至1944年重建為與美軍協同的作戰體系並成立中美空軍混合團,方在後期戰役中重獲局部制空權。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4 TRA INF LUT CEX CRG 1924至今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的主要養成機構,1928年遷南京後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抗戰期間再遷成都,並於西安、武岡、桂林等地設立九所分校,由蔣中正兼任校長。其學制在戰時縮短為一年餘,八年間畢業學生逾十萬,構成前線基層軍官的絕大多數。畢業生的忠誠度與士氣普遍較高,惟砲兵、工兵與參謀專業訓練不足,術科時數與實彈射擊量偏低,戰術素養與日軍軍官仍有明顯差距,畢業生傷亡率亦極高。
陸軍大學
Army War College
4 LUF LUT TRA CEX 1906–1949 中華民國培養高級參謀與將領的最高軍事學府,戰時由南京遷重慶山洞,設正則班、特別班與參謀補習班,學員多自中央軍校畢業軍官中考選。其課程取法日德參謀教育,講授大兵團作戰、戰史、兵棋與圖上作業,教官包括德國顧問與留日軍官,蔣百里曾任代理校長,畢業生多任集團軍以上參謀職務。惟其教學偏重理論推演與正規會戰想定,與中國軍隊實際的通信、運輸與火力條件明顯脫節,畢業生在戰區的作業效能因而受限。
陸軍裝甲兵團
Armoured Corps
4 VEH MNV CAF TRA 1937–1938 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1937年以陸軍交輜學校戰車教導營為基礎在南京成立,由杜聿明任團長,裝備德製一號戰車、義大利CV-33超輕型戰車與蘇製T-26等雜式車輛。其戰車連參加淞滬會戰,並在南京、蘭封與武漢作戰中以連排規模配屬步兵使用,因缺乏零件、通信與伴隨砲兵而損耗迅速。1938年該團擴編為陸軍第二百師,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與崑崙關作戰的骨幹。其意義在於培養出中國最早的裝甲乘員與駕駛、通信、修護技術骨幹,惟車輛型式雜亂、毫無自製與翻修能力,戰術運用長期停留在步兵支援層次。
國民革命軍砲兵部隊
NRA Artillery
4 ART CAF SDF TEC 1937–1945 國軍的火力骨幹,戰前以德製萊茵金屬十五公分重榴彈砲與波佛斯七五公厘山砲編成獨立砲兵團,戰時另接收蘇製與美製火砲。其兵力集中為軍事委員會直屬砲兵旅團,按戰役需要配屬各戰區,於武漢、鄂西與湘西等會戰中擔任要點防禦與反擊火力,並在要塞與長江沿岸構築砲位。惟全國野戰砲總數長期不足一千門,彈藥基數僅能支持數日高強度射擊,身管與砲身完全無法自製,損壞後只能拆併使用。其射擊指揮與測地能力亦嫌薄弱,觀測與通信器材短缺使集中火力與協同步兵的效果遠低於同期日軍。
陸軍通信兵
Signal Corps
4 ELE C4I TEC TRA 1937–1945 負責國軍有線與無線通信的兵種,設通信兵團、各級通信營與通信兵學校,戰時擔任統帥部至戰區、集團軍間的電報與電話聯絡。其以摩爾斯電碼手動報務為主,架設野戰電話線與短波電台,並辦理密本使用、呼號管制與電文加解密,1943年後大量接收美製SCR系列無線電機與電話器材,戰區間通信容量與可靠度顯著改善。惟師以下部隊普遍缺乏無線電機,命令傳遞多靠傳令與有線電話而線路易遭破壞,報務人員訓練不足、電文重複與明語通話常見,日方得以長期截聽並掌握國軍動態。此一通信落差是中國在各次會戰中屢屢無法及時協同各部的重要技術原因。
國民革命軍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3 INF LUT CRG SDF TRA 1925–1947 中華民國的正規陸軍,抗戰爆發時號稱二百餘萬人,然編制、裝備與訓練水準懸殊,中央系、地方系與保安部隊並存,僅少數師接近現代化標準。其在淞滬、徐州、武漢諸役以縱深消耗遲滯日軍,付出極高傷亡換取戰略時間與工業內遷的空隙。全軍長期缺乏砲兵、通信、工兵與醫療支援,師級火力不及日軍半數,兵員補充倚賴徵集且訓練不足,指揮上亦受派系分立與員額虛報所困,戰力評估長期高於實際。
中央防空學校
Central Air Defense School
3 ART TRA EQP 1934–1949 培養防空砲兵、警報勤務與探照燈人員的專門學校,初設杭州筧橋,後遷貴州都勻,並代訓各省的防空監視人員。其講授高射砲射擊指揮、測距、聽音與防空情報傳遞,編訂防空教範,並訓練重慶、成都、蘭州等地的防空部隊與民防組織。中國防空火力主要依靠少量德製與瑞典波佛斯高砲,數量遠不足以掩護後方城市,該校所建立的防空監視哨與情報傳遞網絡,對戰時減少空襲損失的作用反而較火力本身為大。
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
Rear Services Department
3 LGT MGT TEC 1938–1946 主管國軍補給、運輸與衛生勤務的機關,下轄各戰區兵站總監部、倉庫與運輸單位,並負責滇緬公路與駝峰航線輸入物資的接收與轉運。其在後方建立兵站線與人力、獸力、汽車混合運輸體系,於缺乏鐵路與燃料的條件下維持數百萬部隊的糧彈供應,並辦理租借物資的清點與分配。惟其運輸工具嚴重不足、汽車與輪胎全賴進口,倉儲與帳務制度粗疏,前線部隊糧餉與彈藥的實際到達率長期偏低。就技術與管理效能而言,此為戰時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直接限制了各戰區實施大規模持續作戰的能力。
中華民國海軍
ROC Navy
2 STF SEA NVA NTR 1912至今 抗戰爆發時總噸位不足六萬噸、無一艘現代化主力艦的弱勢海軍,艦齡老舊且分屬不同派系,開戰數月內主要艦艇即在江陰與長江中游損失或自沉封江。其後轉為江防與要塞砲兵作業,在長江、鄱陽湖與東南沿海水道以水雷擊沉、擊傷日軍艦船數十艘,並將官兵改編為陸戰隊與砲兵單位。就艦隊決戰能力而言其戰時幾近瓦解,惟其布雷游擊與阻塞航道的作戰,仍有效延緩了日軍溯江推進與內河運輸,並牽制其護航兵力。

研究者、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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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侯德榜
Hou Debang
8 CHE IND TEC 1890–1974 中國近代化學工程的代表人物,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回國後主持永利塘沽鹼廠,並著書公開索爾維法的全部技術細節,打破外商對製鹼技術的壟斷。抗戰期間在四川另建新廠,針對內陸缺乏石灰石與電力的條件,創立以合成氨與食鹽聯產純鹼及氯化銨的聯合製鹼法,原料利用率由七成提高至九成以上。其成果為國際化工界所採用並取得多國專利,是中國少數具原創性且達到世界水準的工業技術。
華羅庚
Hua Luogeng
8 MTH 1910–1985 自學出身的數學家,經葉企孫、熊慶來延攬入清華大學,並赴劍橋研究解析數論。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任教,於昆明郊外的農舍中完成《堆壘素數論》,系統推進華林問題與三角和估計的研究,成果達到國際前沿水準。其在極端困乏的環境下培養出一批日後主持中國應用數學與計算工作的學者。其研究屬純粹數學,與戰時軍工並無直接關聯;惟所培養的人才與建立的研究風格,為戰後中國的計算、運籌與應用數學能力奠定基礎。
湯飛凡
Tang Feifan
8 MED BIO CHE 1897–1958 微生物學家,哈佛醫學院進修後返國從事病毒研究,1937年後於昆明重建中央防疫處,以自製的培養基、玻璃器皿與土法設備恢復生物製品生產。其主持製造牛痘苗、狂犬病疫苗、傷寒與霍亂菌苗及破傷風血清,供應軍民所需,並於1944年成功培製青黴素,使中國成為當時少數能自製抗生素的國家。其所主持的中央防疫處同時承擔軍隊防疫檢驗與疫苗配送,在極端匱乏中仍維持產品純度與效價,是戰時中國技術水準的高點。
林可勝
Robert Kho-Seng Lim
8 MED BIO MGT TRA 1897–1969 新加坡出生的生理學家,愛丁堡大學博士,1924年起主持北京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以胃液分泌與腸抑胃素的研究取得國際聲譽,並創辦《中國生理學雜誌》。抗戰爆發後其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統轄百餘個醫療隊分赴各戰區,並主持軍醫署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引進美式戰傷處理、分級後送、輸血與防疫制度。1942年後其出任軍醫署署長,在遠征軍與駐印軍推行瘧疾預防與野戰衛生,使緬北作戰的病亡率降至接近盟軍水準。就組織能力與國際地位而言,其為該時期中國最具影響力的醫學領導者,惟改革受制於藥品短缺與軍中舊有派系,國內戰區的軍醫素質始終未能整體提升。
茅以昇
Mao Yisheng
7 IND MCH TEC MGT 1896–1989 中國橋樑工程的奠基者,卡內基理工學院博士,1934年起主持錢塘江大橋的設計與施工。其以射水法沉樁、浮運沉箱與預製鋼樑克服深水急流與流沙的難題,建成中國第一座自力完成的公路鐵路兩用大橋。1937年杭州失守前夕依其預埋方案炸毀該橋,戰時轉赴後方主持橋樑設計、材料試驗與工程教育。其在基礎工程與工程管理上的實務水準居當時中國工程界前列,並長期任職中國工程師學會推動技術標準。
吳大猷
Wu Ta-You
7 PHY MTH 1907–2000 理論物理學家,密西根大學博士,抗戰期間任教於西南聯大,在幾無儀器的條件下以理論研究維持學術水準,著有多電子原子光譜與分子振動、結構的專著。其課堂培養了楊振寧、李政道、黃昆等人,戰後受命規劃中國的原子能研究並赴美考察,日後長期主導臺灣的科學政策與中央研究院院務。其戰時著作在缺乏實驗支持下仍具國際能見度,而其對兩岸科學建制與人才培育的長期影響,更超過個別研究成果本身。
竺可楨
Chu Kochen
7 TEC MGT PHY 1890–1974 中國近代氣象與地理學的開創者,哈佛大學博士,建立了第一批自主的氣象觀測站網並開展颱風、季風與氣候變遷研究,其觀測資料為航空、農業與軍事作業所倚重。1936年起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主持四遷校址的文軍長征,在戰亂中使該校學術水準不降反升,並延攬王淦昌、蘇步青等人任教。其在遷徙途中仍持續記錄氣象與物候資料,累積的長期序列日後成為氣候研究的重要材料。其兼具科學研究與大學治理的能力,在中國學界罕有其匹。
王助
Wong Tsu
7 AER MCH ACT 1893–1965 中國航空工程的奠基者之一,早年入英國海軍學校,後獲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任波音公司首位航空工程師時設計出該公司第一款成功機型C型水上飛機。回國後主持馬尾海軍飛機製造處,設計製造多型水上教練機與偵察機。抗戰期間任中央飛機製造廠與航空研究所要職,主持機體結構試驗、竹木代用材料與滑翔機研究,是中國自力設計飛機的先行者,並培養出戰後兩岸航空工業的第一批工程人員。
嚴濟慈
Yan Jici
7 PHY ELE EQP TEC 1901–1996 物理學家,巴黎大學博士,抗戰期間主持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遷昆明,將實驗室改組為軍需光學與電子器材工廠。其團隊自製水晶振盪片供無線電台定頻,並磨製顯微鏡、測距鏡、水平儀與應變儀,累計交付軍方、測繪與醫療單位上萬件,是把基礎研究直接轉為戰時產能的少數案例。其個人在壓電晶體、水晶壓電效應與光譜學上亦有國際發表,並長期主持中國物理學會與研究所的組織工作,是戰時最能兼顧研究與生產的科學家之一。
池步洲
Chi Puchou
7 CRY SIG ANL 1908–2003 密碼分析專家,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抗戰爆發後返國任職於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專責日本外交與軍事電報的破譯。其於1941年底自日本外務省往來電報中判讀出對美開戰的徵候並上報,1943年參與破譯日本海軍電報,協助掌握山本五十六的視察行程。其成果是中國在密碼分析領域少數達到實用水準者,惟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編制與器材有限,破譯能力集中於少數人員而難以體系化,其成果亦未能有效轉為前線作戰情報。
李承幹
Li Chenggan
7 MGT IND MUN MCH 1888–1959 兵工管理者,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出身,長期任職於兵工署系統,1938年起擔任第二十一兵工廠廠長。其負責該廠自漢陽遷至重慶的拆遷、船運與復工,在山洞廠房中重建生產線,使該廠成為抗戰時期規模最大的兵工廠,八年間產出中正式步槍、捷克式輕機槍、八二迫擊砲與大量彈藥,供應數十個師的需求。其在成本會計、工時管理與職工福利上引入現代工廠制度,並自辦技工學校培養技術工人與檢驗人員。就工業組織能力而言,其為兵工體系中最成功的廠長,惟受限於工具機、鋼材與量具的來源,生產仍以既有仿製型式為主。
葉企孫
Ye Qisun
6 PHY TEC MGT 1898–1977 清華大學物理系與理學院的創建者,早年在哈佛以精密實驗測定普朗克常數,回國後以延攬人才見長,門下培養了中國近代物理學界的多數領導者。抗戰期間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統籌各研究所西遷、經費分配與器材採購,並支持學生在敵後製作炸藥、地雷與無線電器材供應游擊部隊。其在昆明時期仍主張保留少數研究所的實驗能力,使物理、化學諸所得以續存。其貢獻主要在科學組織、教育體系與人才網絡的建立,個人研究產出相對有限。
周仁
Zhou Ren
6 IND CHE TEC 1892–1973 冶金與陶瓷學家,康乃爾大學出身,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工學研究所。其在戰時的昆明以土法高爐與小型電爐試煉合金鋼、球墨鑄鐵與耐火材料,為兵工署所屬工廠提供槍砲鋼材的成分與熱處理依據,並研究以國產原料替代進口坩堝與耐火磚。其工作是中國材料科學與兵工冶金之間少數的實質連結,戰後並轉向古陶瓷的科學分析與精密合金研究,兼任大學教職培養冶金人才。
李四光
Li Siguang
6 TEC IND MTH 1889–1971 地質學家,伯明罕大學碩士,創立以構造應力分析礦產分布的地質力學方法,並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抗戰期間率所遷桂林、重慶,指導西南地區的煤、鐵、錳與石油普查,其對第四紀冰川與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研究,動搖了外國學者認定中國貧油的判斷。其理論工作為戰後大規模找礦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惟戰時受鑽探器材與交通所限,其構想多停留於圖上分析而缺乏實地驗證,成果要到戰後方獲印證。
薩本棟
Sah Pen-tung
6 ELE MCH PHY MGT 1902–1949 電機工程學家,伍斯特理工學院出身,著有英文電機工程教本並在美國物理期刊發表論文,提出以交流電機的雙軸理論簡化計算的方法,為國際同行所引用。抗戰期間出任國立廈門大學校長,率校遷閩西長汀,在山區維持理工教學並開設無線電、機械與電機課程。其編訂的中文電機名詞與教材長期為中國電機教育所沿用,惟其因戰時勞頓而積病早逝,未及展開更大規模的研究工作,所規劃的電機研究所亦未能實現。
淩鴻勛
Ling Hung-hsun
6 IND MCH MGT TEC 1894–1981 鐵道工程學家,交通大學出身並曾任該校校長,抗戰期間主持湘桂、黔桂與寶天鐵路的勘測與興建。其在缺乏機具、炸藥與鋼軌的條件下,以人力施工、就地取材並回收舊路器材,於數年間開通後方運輸幹線數百公里,並負責鐵路橋隧的搶修與破壞計畫。其工程管理與快速施工能力,是戰時中國交通建設的核心,戰後並主持西北鐵路的勘測規劃,其鐵路測量與施工經驗長期為中國工程師學會所推廣。
支秉淵
Zhi Bingyuan
6 MCH IND EQP TEC 1897–1971 機械工程師,創辦新中工程公司,戰前即自製水泵、發電機、工具機與內燃機。1939年在湖南研製出中國第一台自行設計製造的柴油引擎並裝車試行,其後於資源委員會系統內主持動力機械生產,供應後方礦場、電廠與兵工署所屬工廠。其成就顯示中國具備仿製與改良動力機械的能力,惟缺乏優質鋼材、軸承與精密加工的配套,始終無法進入量產階段。其經驗顯示中國的工業瓶頸不在設計人才,而在冶金與工具機的基礎產能。
錢昌祚
Chien Chang-tso
6 AER MGT ACT IND 1901–1988 航空工程師,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1930年代任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與航空委員會技術職務,主管飛機檢驗、器材與修造業務。抗戰期間其歷任航空委員會技術廳與航空工業要職,主持飛機修理廠的內遷與重建,統籌航空發動機翻修、零件自製與器材調配,並參與空軍接收美援機種的技術驗收。其推動以竹木材料與代用金屬製造機體零件、修復戰損飛機,使空軍在無自製能力的條件下維持可用機數。惟中國缺乏發動機、鋁材與精密加工基礎,其工作長期停留於修理與裝配層面,戰時各項飛機自製計畫均未能量產。
王守競
Wang Shou-Ching
6 MCH IND PHY MGT 1904–1984 物理學家與機械工業組織者,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早年以雙原子分子的量子力學計算與非對稱陀螺分子光譜理論知名,1930年代返國後轉入工業建設。其受資源委員會委派籌設中央機器廠,赴歐美採購設備與技術,1936年起在昆明建廠,戰時該廠成為後方最大的機械製造企業,生產工具機、柴油機、發電機、抽水機與紡織機械,並供應各兵工廠所需的工作母機與量具。其主張以自製工具機為工業化起點,培養出中國最早一批機械設計與加工人員。惟廠房、動力與鋼材受限,產量僅及需求的極小部分,其計畫中的汽車與航空零件生產未能實現。
蔡翹
Tsai Chiao
6 MED BIO TRA 1897–1990 生理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30年代主持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生理學科,以中腦視覺與聽覺神經核的研究著名。抗戰期間其隨校遷成都,在缺乏儀器的條件下自製實驗設備,開創中國的航空與軍事醫學研究,探討高空缺氧、加速度耐力、飛行員體格選拔與暈機防治,並為空軍訂定體檢與飛行生理標準。其另從事戰時營養、輸血與血液代用品的研究,並在軍醫署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講授軍事生理課程。就學術水準而言其達國際前沿,惟研究成果因設備與經費限制多止於基礎與教學層面,未能形成建制化的航空醫學機構。
惲震
Yun Chen
6 ELE IND MGT TEC 1901–1994 電機工程師,資源委員會電業處負責人,1930年代主導中國電力事業的統籌與電工器材的自製計畫。其籌設中央電工器材廠,1936年起自歐美購入設備,抗戰爆發後將廠遷至昆明與桂林分廠復工,生產電線電纜、電報電話機、交換機、電動機與發電機,並試製真空管與無線電收發報機。其產品供應後方電廠、電信網、兵工廠與軍用通信單位,是中國戰時唯一具規模的電工器材生產體系。惟原料、絕緣材料與精密機具全賴進口,產能與品質受制於運輸封鎖,真空管一類關鍵元件始終未能穩定量產。
曾昭掄
Zeng Zhaolun
5 CHE TEC MGT 1899–1967 化學家,麻省理工學院博士,長期主持北京大學化學系並任教於西南聯大,是中國化學教育制度的建立者之一。其推動化學名詞的中文標準化、創辦中國化學會與《化學》期刊,並在戰時多次徒步考察西南與西康的礦產與化工原料,評估後方自製酸鹼、酒精與火藥的可行性。其考察報告為資源委員會的化工佈局提供依據。其貢獻集中於學術組織與教育,實驗研究則受限於器材與經費而難以深入。

政軍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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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名稱 技能 專長標籤 存在時間 介紹
俞大維
Yu Ta-wei
8 ART MUN IND MGT TEC 1897–1993 兵工署署長,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並於柏林研究彈道學與數理邏輯,是中國兵工體系的實際建立者。其統一制式槍彈規格、引進德國製造技術與工具機、建立材料試驗與檢驗制度,中正式步槍與迫擊砲的量產即其任內成果。其最艱鉅的工作是1937年後主持全國兵工廠的內遷,在沿海工業基地盡失、運輸僅賴長江與滇緬公路的條件下,將漢陽、鞏縣、金陵等廠的機具拆運至西南並重新開工,戰時仍維持二十餘廠運轉而未曾中斷對前線的供應。其以有限的工業基礎支撐八年作戰,該組織成就在同期各交戰國中並不多見,基礎工業與工具機的根本限制則非其個人所能突破。
白崇禧
Bai Chongxi
7 LUT LUF CAF MNV DEX 1893–1966 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新桂系核心人物,以擅長謀劃、有小諸葛之稱而著稱於時。其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作戰指導,主張以游擊戰配合正規戰持續消耗日軍,並推動敵後游擊幹部的訓練,成為抗戰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其先後參與策劃台兒莊戰役、武漢會戰與崑崙關戰役,並主持全軍訓練體系、軍訓教範與各軍事學校的建立。就戰略素養與作戰計畫能力而言,其在國軍將領中居於前列。
薛岳
Xue Yue
7 SDF LUT MNV CAF 1896–1998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長期負責湖南方面作戰,是抗戰中指揮會戰次數最多的中國將領之一。其創立天爐戰法,以層層抵抗誘敵深入、預置伏兵於側後截斷補給與退路,在第一次至第三次長沙會戰中三度重創日軍第十一軍,第三次會戰更造成日方數萬傷亡。其戰法是中國將領中少見的、有明確理論表述並反覆奏效的作戰體系;惟1944年長衡會戰時因兵力抽調、空中支援不足與判斷失誤而失利,湖南全境隨之易手。
孫立人
Sun Li-jen
7 SMT MNV CAF TRA INF 1900–1990 新編第三十八師與新一軍的指揮官,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後入美國維吉尼亞軍校,是國軍中罕見的工科與西方軍校雙重背景者。其1942年在仁安羌以寡擊眾解救英軍,1943年後率部反攻緬北,連續在於邦、孟關與密支那殲滅日軍第十八師團主力。其重視射擊訓練、火力協同、部隊給養與傷患後送,所部戰損比在中國軍隊中最為出色,並因仁安羌之功獲英美兩國授勳。其治軍方式與參謀作業標準,成為戰後國軍整訓的重要參考。
陳納德
Claire Chennault
7 FTR AIR BOM PIL TRA 1893–1958 美國退役飛行員,來華擔任空軍顧問後創建飛虎隊,並於1943年出任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其發展出以地面預警網為基礎、雙機編隊高速俯衝攻擊的戰法,克服美製戰機在纏鬥性能上的劣勢,並主張以空中力量攻擊日軍交通線與航運,而非優先投入緬甸地面戰。其在補給極度受限下維持持續作戰的組織能力,使中國戰場長期保有可用的空中武力,惟與史迪威的戰略歧見亦影響了盟軍協調。
阿爾伯特·魏德邁
Albert Wedemeyer
7 LGT MGT LUF TRA CAF 1897–1989 1944年接任中國戰區參謀長與駐華美軍司令,是受過德國陸軍大學參謀教育的作戰計畫專家,曾參與擬定美軍的勝利計畫。其重整中國戰區的補給、運輸、衛生與訓練體系,推動阿爾發計畫換裝三十餘個師,統一空運調度與軍需分配,並改善美方與國軍的參謀作業。其在豫湘桂會戰後迅速穩住戰線並籌劃反攻,與蔣中正及中國方面的合作關係亦遠較前任順暢。其對國軍後勤體制的改造,是抗戰末期戰力回升的關鍵。
李宗仁
Li Zongren
6 LUF LUT CAF SDF 1891–1969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指揮徐州會戰,所轄包含中央軍、桂軍、西北軍與川軍等來源複雜的部隊。其在台兒莊戰役中以雜牌與中央軍混編實施正面固守與兩翼包抄,殲滅日軍瀨谷、坂本兩支隊一部,是抗戰初期最重要的勝利。其後於日軍合圍徐州前果斷分散突圍,保全數十萬部隊。其協調不同派系、使雜牌部隊願意用命的能力,在國軍高級將領中相當罕見;惟其個人的戰術指揮與參謀作業,仍倚重白崇禧等人的協助。
廖耀湘
Liao Yaoxiang
6 MNV SMT CAF LUT 1906–1968 留學法國聖西爾軍校的將領,歷任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與新六軍軍長,是國軍中少數受過完整西方參謀教育並實際指揮大軍者。其在1942年緬甸撤退中率部脫險,1943年後於緬北反攻連續攻克堅布山、瓦魯班與八莫,1945年率部空運回國參加湘西會戰。其戰術構想細密、重視偵察、火力計畫與工兵作業,所部在叢林戰中的協同水準僅次於新一軍,其部隊的行軍與補給紀律亦為美方所肯定。
王耀武
Wang Yaowu
6 INF SDF LUT CRG 1904–1968 國民革命軍第七十四軍軍長與第四方面軍司令官,被視為國軍最能作戰的軍長之一,擅長部隊經理、士氣維持與傷亡後的快速整補。其率部參加淞滬、武漢、上高、常德諸役,於上高會戰中以正面固守配合側翼反擊,重創日軍第三十四師團,該役被稱為抗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1945年其指揮湘西會戰,以美械火力、縱深部署與空中支援擊退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最後一次攻勢,是國軍少見的完整勝利。
衛立煌
Wei Lihuang
6 CAF LUT MTN LGT 1897–1960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與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是少數兼具山地與跨國作戰經驗的將領。其1937年指揮忻口方面作戰,依託山地阻敵近月,為華北部隊的轉移爭取了時間。1944年其統率滇西部隊發動怒江攻勢,以砲兵集中、逐點爆破與空中支援攻克松山、騰衝與龍陵等築壘據點,並與駐印軍會師打通中印公路,是滇緬戰場上中方最成功的攻勢作戰。惟其攻堅傷亡極大,反映國軍在重火力與工兵器材上的不足。
戴安瀾
Dai Anlan
6 INF SDF MNV CRG 1904–1942 第二百師師長,率領中國第一支機械化步兵師,該師隸屬第五軍,配備蘇製戰車與裝甲車。其於崑崙關戰役中擔任主攻並負傷不退,1942年入緬後在同古以孤師抗擊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十餘日,掩護英軍撤退並全師突圍;撤退途中其於緬北遭遇戰中負重傷不治,為遠征軍首次入緬損失最重的將領。所部的紀律、陣地編成與射擊訓練水準在國軍中屬前列,其戰法亦影響了此後遠征軍各師的防禦部署。
方先覺
Fang Xianjue
6 SDF INF CRG LUT 1903–1983 第十軍軍長,出身中央軍校,1944年豫湘桂會戰中負責衡陽防禦,所部為屢經常德等役而未及補充的殘破部隊。其以不足一萬七千人依託環城丘陵構築倒八字形削壁陣地、交叉火網與地雷障礙,抗擊日軍第十一軍四個師團達四十七日,使日軍傷亡數萬並延宕其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時程。該役是抗戰中守城時間最長、兵力對比最懸殊的防禦作戰,其陣地編成與火網配置方式,其後為軍事教育單位所研習。
蔣百里
Jiang Baili
6 LUT LUF TRA MGT 1882–1938 軍事理論家與陸軍大學代理校長,早年以第一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並赴德國研習軍事,歷任保定軍校校長,著有《國防論》。其提出中國應以空間換時間、將戰場拖入西部山地並實施總體戰的構想,主張持久抗戰終將迫使日本陷入資源與兵力的長期消耗,該分析成為抗戰戰略的理論依據之一。其終生未實際指揮大軍,影響來自軍事教育、著述與對蔣中正等決策者的建言,其學生遍及國軍高級參謀階層。
翁文灝
Weng Wenhao
6 IND TEC MGT CHE 1889–1971 地質學家出身的經濟閣員,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曾主持中央地質調查所並發現中國第一批油氣構造線索,後任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與經濟部長,是戰時工業政策的主要制訂者。其主導廠礦內遷、規劃後方鋼鐵、電力、機械與石油事業,並促成玉門油礦的開發與戰略礦產的統制輸出。其兼具科學判斷與行政能力;惟國家資本體系效率不彰、與民營工業關係緊張,是其政策的主要局限,戰時物價與物資調配亦屢遭批評。
錢昌照
Qian Changzhao
6 IND MGT TEC 1899–1988 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該會的實際籌創者與日常主持人,早年留學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與翁文灝共同主導該會的技術路線。其推動全國資源調查、建立國營事業的人事與會計制度,並負責以鎢、銻等戰略礦產抵償外國貸款與軍火價款。其培養的技術官僚與工程人員群體,構成戰後中國大陸與臺灣工業建設的骨幹,影響遠超其戰時的具體產能貢獻。其推動的技術人員海外實習制度,並使中國得以在戰後迅速接收與復原各地廠礦。
高志航
Gao Zhihang
6 FTR PIL CRG AIR 1907–1937 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早年留學法國學習飛行,返國後任中央航空學校教官。其於1937年八一四空戰中率隊迎擊來襲的日本海軍航空隊,創下中國空軍首次擊落敵機的紀錄,其後數月在南京防空作戰中又多次擊落日機。其強調編隊紀律、先敵佔位與集中攻擊的戰法,為中國空軍的戰鬥機部隊建立了基本戰術規範;同年其在河南周家口機場遭日機空襲時陣亡。其陣亡後空軍損失了最具經驗的戰術指揮官,第四大隊的戰力一度大幅下降。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6 LUT TRA CAF SDF MGT 1878–1966 德國軍事顧問團最後一任總顧問,曾任德國駐日武官並熟悉日本陸軍,1935年起主導中國陸軍的整編與國防規劃。其提交的建議書主張以長江與黃河為軸線構築縱深陣地、集中資源訓練少數精銳師、將工業與軍火生產遷往內陸,並準確預判日軍的進攻軸線與登陸地點。這些構想在淞滬與武漢作戰中得到部分實現,是外籍顧問中對中國戰略影響最深的一位;其亦促成兵工署的內遷準備與精銳師的整編。
漢斯·馮·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
6 TRA LUT MGT CAF 1866–1936 德國國防軍前總司令,威瑪時期十萬陸軍體制的設計者,1933年起兩度來華任軍事總顧問。其提出以少數精銳師為核心、建立獨立軍工體系與統一指揮機構的整軍方案,主張放棄全面擴軍而集中資源訓練六十個示範師,並建議設立教導總隊作為示範單位。其建議促成德式調整師的編成與兵工署的技術改造,並確立此後中德軍事與經濟合作的框架。其在華時間雖短,所定方針卻為顧問團後任者所延續。
瓦西里·崔可夫
Vasily Chuikov
6 LUT CAF LGT TRA 1900–1982 1940年至1942年間出任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統籌蘇援武器的交付、驗收與使用指導,並直接向蘇聯最高層回報中國戰局。其協助中方規劃正面戰場的兵力配置與砲兵運用,考察中國軍隊的組織、訓練與後勤缺陷並提出改革建議。返國後其在史達林格勒指揮第六十二軍,將在華觀察到的縱深消耗與城鎮防禦經驗運用於實戰。其在華期間的報告,是蘇聯評估中國戰場與調整援助規模的主要依據。
陳誠
Chen Cheng
5 MGT LUT LGT CAF TRA 1898–1965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政部長與遠征軍司令長官,是中央軍土木系的領袖,長期掌握第十八軍系統。其主持武漢會戰的整體部署,並在戰爭後期推動軍隊整編與美械換裝,裁併虛額部隊、統一補給與人事標準。其在抗戰後期並負責青年軍的徵集與訓練,以知識青年充實美械部隊的兵員素質。其行政、整軍與政治工作能力強於臨陣指揮,親自指揮的鄂西方面作戰與遠征軍時期表現平穩,未有突出戰果。
杜聿明
Du Yuming
5 VEH MNV LUT CAF 1904–1981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中國機械化部隊的首批指揮官之一,早年曾任戰車團團長。其於1939年崑崙關戰役統一指揮步戰砲協同攻堅,攻克堅固據點並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是抗戰前期難得的攻勢勝利。1942年任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因戰局判斷失誤而選擇經野人山撤退,部隊在原始森林中因疾病與飢餓損失數萬人,為其指揮生涯的重大挫敗。其對裝甲部隊運用的理解在當時中國軍界屬前列,惟受制於國軍的後勤與通信能力。
張自忠
Zhang Zizhong
5 INF CRG SDF LUT 1891–1940 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西北軍出身,所部裝備簡陋而以近戰與夜襲見長。其參加台兒莊戰役、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作戰勇猛且屢次以劣勢兵力實施反擊。1940年於棗宜會戰中親率兩個團渡襄河反擊,在南瓜店被日軍優勢兵力包圍後陣亡,是抗戰中殉職階級最高的中國將領。其指揮風格重視士氣與突擊,惟其對敵我兵力火力對比的評估偏於樂觀,指揮層級亦常過於前伸,未能充分發揮集團軍統帥的職能。
戴笠
Dai Li
5 HUM COV SEC CIN 1897–1946 軍統局副局長兼實際負責人,並主持中美合作所與忠義救國軍,兼管交通與鹽務警察。其建立涵蓋淪陷區的情報網與電訊偵譯體系,經營敵後武裝與交通線,並促成與美方的技術合作,使中國取得現代通信、測向與爆破器材。其組織擴張迅速而缺乏分析編制,情報的處理、研判與分發能力遠不及蒐集規模,資源亦多耗於內部監控與派系競爭。其個人並無軍事技術背景,機構的技術能力多來自美方的移轉。
周至柔
Chou Chih-jou
5 AIR MGT LGT TRA 1899–1986 中華民國空軍的長期主管,抗戰期間任航空委員會主任,負責飛機採購、機場興建、器材補給與飛行人員培訓。其推動赴美訓練計畫、督建西南與西北數十座機場以支援美國第十四航空隊與中美空軍混合團作戰,並主持空軍體制與後勤系統的建立。其亦主持中央航空學校的遷移與擴充。其專長在行政組織而非空戰指揮,戰爭前期的飛機採購、驗收與後勤管理則屢受批評,空軍實力的重建主要仰賴美援與赴美訓練。
約瑟夫·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5 TRA LUT MTN LGT CAF 1883–1946 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印中國軍隊指揮官,通曉中文且長期駐華,主持蘭姆伽訓練中心與緬北反攻。其為中國軍隊建立美式訓練、補給、衛生與人事制度,所整訓的新一軍與新六軍戰力顯著提升,並指揮打通中印公路。惟其執著於緬甸地面作戰而低估空運與中國政治現實,與蔣中正、陳納德長期衝突,終於1944年遭召回。其建立的整訓與補給制度,仍是抗戰後期中國軍隊戰力提升的主要來源。
蔣中正
Chiang Kai-shek
4 CEX LUT LGT MGT CRG 1887–1975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抗戰期間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兼任中央軍校校長。其確立以空間換時間、拖待國際變局的總體戰略,主導軍隊西撤、工業內遷與外援爭取,使中國得以在工業實力懸殊下持續作戰八年,並在1943年爭取到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大國地位。惟其偏好越級指揮至師團一級、以派系親疏分配裝備與補給,並長期容忍員額虛報,屢次干擾前線判斷,是國軍作戰效率低落與戰力難以累積的重要原因。
何應欽
He Yingqin
4 MGT LGT LUT TRA 1890–1987 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參謀總長,主管全國軍隊的編制、人事、補給、衛生與兵工行政,是戰時軍事行政體系的實際負責人。其推動軍隊整編與軍需標準化,督導兵工署的內遷與生產,統籌美援裝備的分配,並於1945年代表中國接受日軍投降。其行政經驗豐富、協調各派系的能力突出,惟在整肅吃空缺、改革補給制度與提升兵員待遇上成效有限,前線部隊的實際員額與戰力長期虛報,美方對其軍需管理亦多有批評。
毛邦初
Mao Pang-tsu
4 PIL AIR MGT FTR 1904–1987 空軍將領,曾任中央航空學校教育長與空軍前敵總指揮,抗戰初期參與指揮南京與武漢的防空作戰,並協助引進蘇聯援華的飛機與人員。其後長駐美國負責軍機採購、器材接收與赴美受訓學員的督導,是中美空軍合作的主要聯絡人物之一。其實際作戰指揮經歷有限,主要作用在飛行教育、外購事務與人員調度,戰後其因採購案去職。其任內建立的赴美受訓管道,仍為空軍提供了持續的人員來源。
陳紹寬
Chen Shaokuan
4 SEA NVE NVA STF 1889–1969 海軍部長兼海軍總司令,早年赴歐洲考察海戰並在英國海軍實習,是中國最早提出建造航空母艦主張的軍人,並曾規劃分期造艦計畫。其在艦隊實力懸殊、且無外購新艦可能的情況下,決定於江陰沉船封鎖長江,並將海軍轉入布雷與要塞作戰,指揮官兵在長江各段以水雷持續襲擾日軍航運。其造艦主張因國力所限始終未能實現,實際作戰選擇則在有限條件下延緩了日軍的溯江行動,並保存了海軍官兵的技術骨幹。